建立“越往基层，待遇越高”的机制（6则）

　　《人民日报》刊登谭用发的文章说，现实中，工作压力大、生活条件差、发展空间受限，往往阻碍着人才向基层流动。

　　基层就像磨刀石，让人从思想到行动都经受磨砺；基层又如同练兵场，培养人的才能、锤炼人的意志。因此，引导年轻人多到基层“墩墩苗”，激励各类人才去基层建功立业，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位大学教授回忆，上世纪80年代，农业院校毕业生愿到基层工作的大有人在。当时，大学生到乡镇农技站工作，工资上浮一级，下村还有补助，收入比待在城里高；在遇到提拔任用或晋升职称机会时，基层工作经历也有优势。今天，有的地方在制定政策时已经注重向基层倾斜，但客观上还存在吸引力不强、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正如有人感慨，“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还是要以一些好政策惠及基层，让基层洒满阳光，充满希望”。

　　让基层洒满阳光，需要建立健全“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例如，在薪酬方面，可通过完善津贴增长机制、设立人才专项补助基金等，提高基层工作的物质待遇，让付出与回报相匹配。又如，在干部培养选拔方面，进一步突出基层工作履历的重要性。此外，还应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配置，改善基层的工作生活环境。

　　廉能政治是更高目标

　　《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教授何增科的文章说，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难以逃脱衰败灭亡的命运，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现在常说的廉洁政治是与腐败政治相对而言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廉洁政治应该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廉洁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担任政府职位的党员普遍清廉，党的组织机构及其党务管理清廉；第二，廉洁政府：政府官员普遍清廉，没有大面积腐败；政府是一个廉洁政府或低行政成本政府；第三，法为良法：杜绝部门利益法制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杜绝立法腐败和行政决策腐败；第四，任人唯贤，消除裙带风和用人腐败；第五，实现司法正义，杜绝司法腐败；第六，消除了公对公、下级对上级的所谓“公贿”和以单位名义从事的腐败犯罪；第七，消除了各种亚腐败或准腐败现象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实现风清气正。

　　廉能政治比廉洁政治的要求更高，除了要求具备廉洁政治的上述7条标准外，还应具备以下4条标准：一是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具备必要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二是能够实现科学决策和符合专业政府的要求；三是符合效益政府和低成本政府的要求；四是政治家和职业文官普遍廉而有为，勤勉敬业，政治家政绩突出，文官业绩显著。

　　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不应停留在廉洁政治的目标上，而是应当进一步实现廉能政治，即建设一个廉而有为、廉而有能的政权，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新现象：公开褒扬离任干部越来越少了

　　《南方周末》刊登褚朝新的文章说，2016年，某省省委书记离任，当地省委党报次日的新闻报道里，没有中组部官员对离任省委书记的评价。一个参会的朋友说，会场上中组部的领导对老书记是进行了肯定的，但这几年有新的变化，一般不再公开报道上级领导对离任书记的评价。

　　搜集其他省委书记离任的官方信息发现，十八大后，中组部官员对离任省委书记的评价，一般确实不评价或者只在会议现场口头说说，媒体不再做报道了。这是一个新现象。

　　在十八大前，官场唯上之风、吹捧之风在某些地方甚烈。在某些地方，甚至民主生活会这样要求批评和相互批评的政治场合，表扬和自我表扬也成了常态。另外，省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官员极少落马，省委书记离任大会上大家怎么褒扬并在媒体上公开报道，基本没有不良后果。

　　十八大之后局势变了。这几年，反腐上不封顶，官场上伪装得很好的“双面人”，在目前如此高压的反腐局势下，也随时可能暴露，从权力的巅峰坠落。今天还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廉政建设的官员次日就落马、上午还在会场主持会议的重要官员下午甚至当场就被带走的现象屡见不鲜。就连一些过去俗称为“平安着陆”的退休官员，“退休”也失去了护身符的作用。谁也说不好，今天还在庙堂之上正襟危坐者明天或者后天会不会突然就被宣布接受调查了。

　　如此一来，对一个离任官员褒扬吹捧，成了一个有风险的事情。高压反腐带来的这种变化，客观上改善了官场的风气，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领导讲话别成“到此一游”

　　《人民日报》刊登马洲兵的文章说，近年来，中央大力倡导短、实、新文风，各类会议上的讲话也愈加出彩。但毋庸讳言，现实中仍存在不少走偏、走形的讲话，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影响了开会的实效。

　　现在有许多会议，“部门”讲了“分管”讲，“分管”讲了“主管”讲。有的领导干部咋写就咋念，会前连讲稿都懒得看一遍，只是让工作人员给生僻字注上音，直接摆到座位上。这种纯粹为应付差事、刷存在感的讲话，无异于刻上“某某到此一游”，实际效用可想而知。

　　有的讲话实属“文抄公”。不论什么场合，一些领导干部都喜欢东拉西扯，云里雾里，天花乱坠，自以为很有高度、很显阅历，实则都是拷贝粘贴而来。这种讲话，既无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又无推进工作的真招实策。一般道理、面上情况讲得再多，如果不问百姓怎么想、不管庄稼怎么种，又有何针对性可言？如果讲话类似考试题型一般，习惯于套用“万能句式”，那么自然会流失听众。

　　生活中，说几句没用的话，大可一笑而过。但对领导干部来说，在严肃的会议场合讲虚浮表面、空洞无用的话，就是有害。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只求做官、不想做事，只动嘴念稿、不动脑思考，是永远也写不出、讲不出精彩内容的。

　　正视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矛盾

　　《第一财经日报》刊登歆远的文章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但实际落户进程不及预期。鉴于此，必须正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三大矛盾。

　　大城市疏解人口政策与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大城市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人口管理政策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只有在建制镇和小城市层面，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才不存在任何障碍。然而，现实的尴尬在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越容易的城市，对农民工流入的吸引力也越小，遑论让农民工落户定居。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与定居城镇生活成本高之间的矛盾。农民工要长期定居城市，就必须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水平能否承受定居带来的家庭住房、子女教育、自身乃至家庭成员养老保障等成本。权衡之下，哪怕没有市民化门槛，农民工也会因为高昂的成本而对市民化望而却步。

　　对农村土地的巨大预期与定居城市保障不到位之间的矛盾。近年来，许多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而变为城市户籍。深究原因，一个绕不开的症结就是“土地依赖”：市民化与其说是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倒不如说是未来保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农民工要放弃之前赖以作为保障底线的土地，转而依靠身为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作为未来生活的支撑。此外，来自一些城市的“土地依赖”——土地财政，则是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更大制约；一方面，“土地财政”推高了城市房价，直接带动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土地财政还会对农民工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寄希望于“本色农民”未来可能因为土地征收而获得的收益。

　　白皮书：我国共有29种文字

　　日前，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白皮书)等系列皮书，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工作成就。数据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9%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逾95%。

　　白皮书显示，我国共有56个民族、 100多种语言，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有29种文字，包括汉字和28种现行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汉语是我国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包括北方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等方言。

　　目前，我国从事语言服务或相关服务的企业数达到72500家，行业年产值超过2800亿元，语言出版业的零售市场规模估算接近150亿元。

　　“在现代社会中，语言文字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是国际交流互鉴中打开一国之门的钥匙。”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杜占元强调说。

　　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