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4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1.8万个。数据表明，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员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要求得到贯彻落实，党的生机与活力进一步增强。

　　党员总量增速持续放缓，发展党员质量不断提高。自2013年实施发展党员总量调控以来，党员总量年均净增幅为1.2%，较好实现了调控目标。在生产工作一线、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比例继续提高，全年发展的191.1万名党员中，生产工作一线的95.3万名，占49.9%；大专及以上学历的78.5万名，占41.1%。

　　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103.1万名，占45.9%；女党员2298.2万名，占25.7%；少数民族党员630.0万名，占7.0%。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党员1324.1万名，占比提高0.2个百分点。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54.8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致富带头人占47.2%，农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占10.0%；9.6万名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增加到5.4万名，占56.7%。

　　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断强化，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显现。新增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1.0万个、1.7万个。新增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4.6万个、4.0万个。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增社区党组织1.2万个。基层基础保障投入加大，全年新建或改扩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7.0万个。各级共选派驻村第一书记19.5万名。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的在职党员1260.3万名，增幅为17.5%。

　　党内要容不下“巧官”

　　《人民日报》刊登孟祥夫的文章说，明代官员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时著书《实政录》，书中将官员按好坏分为八类，其中，排名第七的为“巧宦”。这类官员实实在在的政事不办，只知粉饰太平，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地方上军民的事情毫无作为，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却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

　　吕坤所谓的“巧宦”，现今并未绝迹。“巧官”之“巧”，在于做事“乖巧”，往往“看人下菜碟”。对外，他们不愿担当，遇事要么“绕着走”，要么“打太极”“踢皮球”；对内，他们则如“川剧变脸”，尤其善于揣摩领导意图，一切按上级脸色行事。

　　遇上“巧官”，百事难办。他们身居重要岗位，把握一处室或某部门“关口”，也许职务不高，但权力不小、脾气挺大。业务到了“巧官”手中，“卡壳”是常事，敷衍属正常。这些实实在在的“中梗阻”，让人惹不起、绕不过，打交道费劲、办业务误事儿。

　　党内是容不下“巧官”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巧官”在党内没有市场，要立明规矩，加大追责力度，把混日子的赶下去，让无为者无位。同时，激励保障机制也得跟上，只有让担当者无忧、干事者有位，才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浪潮中击楫勇进。

　　不妨少些“领导重视”多些“群众关注”

　　《人民日报》刊登倪弋的文章说，近日，河南省某市一公司发生火灾，该市官方微信对此第一时间发布新闻通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这篇263个字的通报中，有165个字都在介绍“各级领导重视”，报道分别罗列了各级领导的官阶、姓名，“非常细致”。而对公众更关心的事故原因和伤亡等情况，却仅有“暂无人员伤亡，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寥寥14字。此类情形并非个案。2015年，北方某地发生一起库房火灾，在585个字的官方通报中，仅介绍各级官员姓名、头衔就用了285个字。

　　对突发事件的积极处理，本就是各级领导理所当然应承担的责任。官方通报中过多“领导重视”的背后，折射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在一些人看来，官方通报该通报什么内容，不是站在公众角度尽量提供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而是习惯站在“领导”角度，尽可能地把所有相关领导都“照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信息的发布不是从满足公众最急迫的信息需要出发，而是把领导满意作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文风反映政风。官方通报不妨少些“领导重视”，多些“群众关注”。比如在一些火灾通报中，相较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详细事故现场情况、后续处理措施以及有针对性的防火安全提示，这才是社会公众更为关注和需要的。

　　农民应是乡村教育的主体

　　《光明日报》刊登学者李琳琦、梁仁志的文章说，乡村和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农民子弟自然是乡村教育的主体，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近代中国乡村教育改革中，农民却缺席了，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

　　由于乡村教育改革缺乏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改革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农民的“缺场”，使得农村教育改革缺少了应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近代以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改良或取缔私塾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事实上，普通民众对新式学堂的信任并未很好建立，许多地方甚至频繁发生毁学事件；私塾的改良或取缔也效果不佳，私塾仍在乡村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有些地方甚至居于主导地位。

　　历史表明，教育必须植根于自己的土壤。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土壤就是农村和农民，如果离开了农村和农民谈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无论改革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改革的路径设计多么科学严密，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弯路。这警醒我们，任何改革都必须充分尊重改革利益攸关方的意愿，否则改革的挫折便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事与愿违。我们要以此为借鉴，将今天的有益经验和以往的历史教训很好地融入乡村教育改革，既充分发挥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又让改革成果最大程度惠及广大农民，使我们的乡村教育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预期成效。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