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一号文件”中的农村四十年

　　“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下发的第一号文件。80岁的中央党校教授张虎林曾多次参与一号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他回忆说，40年里，有20个一号文件与“三农”有关，从而勾勒出一幅农村改革的路线图。

　　作者：张珺

　　首个一号文件

　　1981年8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奉命领衔起草一份文件。包括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在内，三十几个年轻人拿着8000块经费，顶着42摄氏度度高温，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做调研。他们最终形成的总报告得到中央认可，成为1981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身）的讨论依据。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据此，杜润生带着研究员们开始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杜润生让大家一起讨论，情急之时拍桌跳脚的情况屡屡出现，吵得脸红脖子粗。杜润生的态度让讨论充分，同时也促使文件制定者反向思考，最终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1981年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份文件，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列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且长期不变。该文件在1982年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第一号文件。

　　胡耀邦听到农村干部群众对首个一号文件反映良好后，公开表示“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

　　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挂牌，杜润生任主任。接下去几年，每年春节一过，农研室就忙着布置当年的调研题目，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准备。

　　1983年的一号文件中是前五个一号文件中唯一经政治局讨论定稿的，另四个都由书记处讨论，政治局委员圈阅。

　　1984年的一号文件继续巩固成果，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长到十五年以上，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农村集镇务工经商，给农村的市场经济开了口子。

　　和往年一样，那次文件的制定过程也充满争议。如谈到农民进城打工时，有位军队高层领导拍桌站起，“当兵就打仗，农民就种地，乱跑怎么行？”搞机械化的农口专家讲解农业效率提高对生产力的解放，这位将军才坐下来。争论归争论，有了前几年的铺垫，1984年农村改革开始见到明显成效，粮食产量、库存量显著提高，出现了农产品几十年来的第一次“仓容危机”，也引发了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讨论。

　　王小鲁曾多次参加1980年代一号文件的调研工作，他说，他当时去四川调研，赶上柑桔大丰收，地方政府在公路和铁路设卡，只准供销社统一收购，禁止私人外运，导致柑桔大批腐烂。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原因是，长途贩运农产品在当时还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在回忆中提及，直到胡耀邦赴山东考察时作了定调，局面才有所改变。据此，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成了1985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1986年冬季的某一天，杜润生和农研室几位领导聚在北京京西宾馆，认为“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前进一步了”。1987年的一号文件，已和农村改革无关。

　　“三农”问题不解决不行了

　　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已是18年后。

　　2004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张虎林认为“这是‘三农’问题的重要转折点，中央又把‘三农’摆在重中之重”。

　　2005年的一号文件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放在重要位置，并要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那两年，农业收成都不错，但无奈此前欠债太多，农村和城市差距依然显著，农村的基础设施如水、电、路、房，以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缺陷明显。

　　到了“十一五”开局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主题定为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国家要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正式开始。正是从这一年1月1日开始，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被废止，中国农民正式告别“皇粮国税”。

　　“从‘三农’角度讲，基本的方针、路子都涵盖了。”张虎林如是总结新世纪前三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4、2005、2006年分别讲了农民、农业、农村，建立起‘三农’工作的基本框架。此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更加具体的工作。”

　　上述三个一号文件发布后的十余年是农村经历发展的黄金期，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上涨。但放眼全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突出。因此，新世纪以来数个一号文件都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作为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2018年一号文件的主题便是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

　　综观改革开放40年，20个一号文件已涉及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但很多方面需长期落实。”张虎林称“三农”问题仍有欠账，“农民的收入是在提高，但是要看相对数，城乡差距不小啊。”（选自《报刊文摘》）

　　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