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境内的千里长城

　　□ 王文元

　　车在兰临高速公路上疾驶，忽然同伴一声惊叫：“看啊！烽火台！”车窗外烟雨迷漫，隔着洮河，我们看到对岸的悬崖之上有一个不算高大的土堆。

　　这个土墩就是“三十里墩”，战国秦长城第一墩。

　　2200多年前，秦人扫除了他们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义渠戎国，随即设立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是秦人，也是东方，对西部的第一次正视。

　　战国秦长城，东方第一次正视西方

　　战国秦长城，从临洮县的这座墩台开始，经今甘肃的渭源、陇西、通渭、静宁，然后在静宁过葫芦河、六盘山，入今宁夏固原县境，再由固原县境折向甘肃省的镇原、环县、华池，进入今陕西省，后经鄜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战国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经历8县，全长达750公里。

　　尽管秦人是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秦人的目光始终向着东方。或许这与他们来自东方有关；或许，西方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些马背上的牧人而已。

　　谁想，也正是这些牧人，却给秦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东方战略。以至于秦人的太后也不得不以身事敌——她就是秦宣太后，战国时期楚国人，名芈八子，以她为原型拍摄的《芈月传》很是火了一阵。人们推算，芈八子和义渠戎王，从相识到结束，时间长达35年。谁知风云突变，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

　　义渠戎的灭亡，为秦人东进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战国秦长城由此而开始修筑，此时正是秦昭襄王中期。

　　秦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这一伟大工程，在适宜筑墙的地方，他们采用板筑技术，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则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墙；遇缓坡则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造城垣，用来驻扎大军。

　　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临洮看到长城的墙基、城墩、关门、烽燧等遗迹。有些地方，虽经22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长城的残留部分仍宽约14米、高0.5~3米，夯土板筑层厚8~13厘米。人们在长城沿线遗址中采集到的细绳纹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长度大体一致，筒瓦长约70厘米，板瓦长约60厘米，宽度均约50厘米。

　　由此可见，战国秦人对西部的正视，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实，在战国时期，各国对西部并不陌生，但真正对西部重视起来，却是从秦开始的。

　　长城的历史，就是一部向西开拓的历史。秦人迈出坚实的一步。整个战国秦长城，穿越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4个省区的23个县（旗），最后止于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全长约1700公里~1800公里。

　　秦人修筑了长城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大踏步地东进了。又同东方六国苦斗了五六十年，这才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直到这时，秦人才再次回头审视西部。

　　公元前221年，嬴政称皇帝，是为秦始皇。次年，他就对陇西、北地二郡进行大规模视察，首先抵达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始皇派蒙恬两次出击匈奴，接着便开始修筑长城。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秦长城。蒙恬“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秦朝的临洮，实际上指今甘肃岷县。所以在《史记》有关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后面，有段注解说道：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里，延袤万里，东入辽水。秦长城穿越在茫茫群山中，绵延横亘于中国北方，作为当时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牢牢地守护着农业区的安全。

　　秦始皇不仅仅修筑了长城，还在长城沿线大量移民实边。长城沿线的34个县，每个县1万人，就是34万。仅仅向榆中、北河一带就移民3万户、15万人。至今，在宁夏平原上还用秦渠、汉渠、唐徕渠等称呼引水渠，秦渠似乎就是从秦始皇时延续下来的渠道。

　　汉长城，见证了50万移民对河西走廊的“大开发”

　　永登县城不远处有个叫罗城滩的村子，这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在大片农田的包围下，村子里没有鸡鸣狗叫，安静得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可是，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有座繁华热闹的城——令居塞。令居塞是汉武帝时在黄河以西修筑的第一个要塞，汉长城就从这里起步。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在河西反击匈奴。随即，在先零羌的游牧地修筑了令居塞。

　　今天的罗城滩村，就是当年的令居塞遗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有一个将近1公里见方的古城。然而，在后来的平田整地中，这座年代久远的古城，也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罗城滩周围的地形地貌和《史记》中描述的基本一致，而且“罗”一词的发音同“落”，辞海中落有一种解释，其意是：下降、下落。在永登方言中含有掉落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罗城就是一个城墙掉落了的古城。实际上告诉人们，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经有一座充满辉煌的城市。

　　在修要塞的同时，也修筑了从令居塞到酒泉的长城。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修筑长城的大幕由此拉开。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将长城从酒泉向西扩展到玉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调动十八万甲卒，在酒泉、张掖郡北部，修筑了居延、休屠塞及长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又将玉门的长城向西延伸到罗布泊，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汉长城体系。

　　甘肃汉长城遗址，西起今敦煌市西端的湾窑墩，沿疏勒河经后坑子、玉门关、大月牙湖，由三个墩入安西（今瓜州），过西湖、望火堡、布隆吉、桥湾，穿玉门市北石河沿岸，进金塔后沿弱水北通居延、休屠塞。另一路从金塔顺黑河经高台、临泽、张掖、山丹，过永昌、民勤、武威、古浪、永登等地，渡黄河入宁夏，在甘肃境内全长1000余公里。

　　不了解长城的人，往往以为长城都是墙。实际并非如此。秦长城“因河为塞”，汉长城则更为干脆，纯粹叫“塞垣”“遮虏障”。到明代才叫“边墙”，“墙”才占了长城建筑的大部分。

　　汉长城有沙土夯墙——修筑时墙中掺杂着红柳、胡杨、芦苇和罗布麻等物，以粘接砂石，使其坚固。至今，我们还能在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中见到这类遗迹。还有壕沟——用以阻挡匈奴骑兵，在永登县大通镇跌马沟，就有这样的壕沟形汉长城遗址。

　　有长城，就必有关隘。汉武帝元鼎六年后，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四郡，列四关，四郡为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关则是玉门关、阳关、悬索关、肩水金关。

　　明代甘肃三道长城，扑面而来“闭”和“锁”

　　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1.2万里，人们把它称之为万里长城。如今走在千里河西走廊，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明长城的遗迹。

　　甘肃境内的明长城西起讨赖河谷边的第一墩，过嘉峪关，一路向东，经酒泉、金塔，然后折向东南，经高台、临泽、张掖，再从山丹东南行经永昌，再折北至民勤，又折南而下经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以东的东滩，向南穿古浪峡，越乌鞘岭，沿庄浪河，纵贯永登全境，至兰州黄河北的盐场堡。

　　这是甘肃明长城的主线，主要修筑于嘉靖、隆庆、万历年三朝，特别是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47年—1548年）曾大规模修筑甘肃境内长城。

　　明长城还有两条复线：一条是兰州的“河南边墙”，分布黄河南岸，西起临洮，经永靖、巴米山、红柳台、盐锅峡、上下诠、小茨沟等地，再过市区沿黄河南岸向东，至来紫堡、青城，出榆中大狼沟至靖远。几年前，兰州拱星墩干休所院内也有一段长城遗迹。

　　“河南边墙”是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事变”后的产物。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打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整个明朝北部的战略形势急转直下，在全面转入守势的情况下，利用原有的秦长城残基，修筑了这段长城。

　　另一条则是“甘肃新边”，修筑于松山战役之后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它西接黄羊镇以东的东滩明长城主线，经古浪土门、大靖、裴家营、景泰索桥渡，长约400里。这是明代最后的大型防御工程。而兰州的黄河北边墙，也是这个时候修筑的。可惜，甘肃新边防御体系建成后十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以七大恨为由起兵，明王朝从此逐渐走向衰亡。

　　河西走廊的明长城和汉长城，时而重合，时而分离，在大漠戈壁间，纵横奔驰，留下无数传说，也留下无数遐想。细细观察，分离的地方，明长城，往往在汉长城南侧十几里地方，汉长城多被沙漠所包围。这就是汉明间，1400多年来长城沿线生态巨变的见证。

　　嘉峪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第一个关隘。尽管之前的汉、唐，都曾在此修筑了相对简陋的关城，但让人记住的却只有这座大明王朝的嘉峪关。嘉峪关始筑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最初只是个简陋的关城，并没有延伸到南北两山的长城。此时，大明王朝正值少年，朝气蓬勃，无人敢捋虎须，谁惹就灭谁，蒙古各部不是归降就是望风而逃，关西七卫也小心翼翼，一个象征就够了。

　　故而在1372年后的160年间，嘉峪关两翼并无长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人们才开始修筑嘉峪关南北两翼的长城，有了这两条长城，彻底给河西走廊上了一把大锁。

　　此时，中国经济重心早已转移，陆上丝绸之路也彻底衰落，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嘉峪关只能惨淡地维持着大明帝国的颜面。有意思的是，被金庸写入《鹿鼎记》的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张勇都曾驻防“甘肃新边”等长城沿线，他们在镇压吴三桂叛乱中大显身手，《清史稿》中将他们称为“河西四将”。如果算上岳钟麒、张广泗，甘肃新边沿线可谓是名将辈出。

　　可见，长城并不是保守和封闭，它是保护和发展，是丝绸之路的守护者。没有长城，就没有丝绸之路，两者相辅相成。

　　长城，留下无数的谜团待解

　　长城作为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有效手段，千百年来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是身处长城沿线的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我的家乡在河西走廊。那个小镇是明代同蒙古人进行交易的集镇，距离长城不足5里，出了长城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了。童年，曾无数次从长城的豁口穿过，也无数次登上烽火台。在这里，长城不仅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标志，也是两种文化的界限。

　　过了长城，就意味着不再适合种庄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成了游牧。我们的那个小镇，实际上兼具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的特点，方言中不仅保留了大量蒙古语，而且家族中也曾养过骆驼。小镇的居民，说起家族的历史，总是说：“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或说家住南京竹石巷，或言来自江南。

　　长城，在我们眼中，不仅不是一种束缚，相反是一种保护。别的不说，每到沙尘暴袭来，来不及躲避的人们，看见长城，往往要说：“赶紧走，到边墙边避一避！”

　　长城的修与不修，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央王朝政通人和，实力强大，不用修筑长城，则四夷臣服。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皆从参天可汗道来朝拜。“安史之乱”后，国力急剧衰落，不得不堵塞陇山道，修筑长城（堵达边墙）同吐蕃人对抗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待甘肃境内的长城遗迹，我们便可以读出中央王朝2000多年来的兴衰演变。因此，对于省内各个时代长城遗迹的定位、保护和解读，或许能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填补史书上的留白。□ （除压题图外，文中图片均为王文元摄）

　　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