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甘肃发表的

　　□ 本刊记者 黎 明 李旭红 李 婕

　　人物档案

　　蒋子龙，男，汉族，1941年8月生，河北沧县人，1958年8月参加工作，1972年3月入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其代表作品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机电局长的一天》《锅碗瓢盆交响曲》《农民帝国》等。

　　2018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中作家只有两位，一位是路遥，另一位便是蒋子龙。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的创始者，是名单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农家小子、产业工人、海军绘图战士……是这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作家曾经的身份。

　　5月，在春日熠熠的兰州，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受邀在我省宣传文化系统大讲堂上做了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于是，我们有了一次走入他内心世界的机会。

　　“甘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甘肃文艺》上发表的，甘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说起甘肃，蒋子龙的话匣子便一下打开了。

　　1960年，经过严格考试，19岁的蒋子龙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海军制图学校，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绘图员，加入到中国海图和世界海图的绘制序列。峥嵘的军旅生活，在年轻的蒋子龙心里激荡起浓浓的家国情怀，祖国的投影早已在他生命里深深烙印。

　　军装下亦有绕指柔，年轻浪漫的蒋子龙喜欢写故事。怀揣着对西部山川大河的无比憧憬，在甘肃籍战友的建议下，他尝试着将小说《新站长》投给了西部刊物《甘肃文艺》，一个多月后文章得以正式刊登。这是蒋子龙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与甘肃这片土地深厚缘分的起点。

　　几年后，蒋子龙决定复员，怀揣着一身测绘专长，他想投身西部建设，去新疆天山勘测大队当测绘员。然而就在火车途经兰州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由于长达几十小时的路程奔波，过于劳累的蒋子龙躺在候车室的长凳子上睡着了，直到有小偷脱他的鞋才被惊醒，待他坐起来，一只胶鞋已被偷走，另一只脱了一半儿，头枕下的文件包也被小偷全部偷走。蒋子龙只好穿着海军军装，赤着一只脚找到派出所，派出所把他送到了兰州军人安置办公室。蒋子龙清晰地记得，办公室一名叫老胡的同志接待了他。

　　“老胡很朴实，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包办，我在他那儿吃了午饭，还在小床上睡了一觉，下午他把我送到车站，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到列车长，让给我管3顿饭。要是没有老胡，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都一直很感谢他！”蒋子龙说。

　　每个作家都不会忘记发表自己文章的编辑。怀着敬意和谢意，蒋子龙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千里之外的那位甘肃“伯乐”。

　　直至1993年8月10日，蒋子龙参加敦煌笔会途经兰州，终于见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编辑，时任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家达，两人相见恨晚，互诉着推延了近30年的“西部友情”。同时，他也一直在寻找老胡，还专门写了篇题为《寻找老胡》的文章，但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人生不是止水，总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对于蒋子龙来说，当初如果好好上“锻铸技工学校”，他可以当大工匠、技师甚或厂长；倘若选择去“制图学校”，好好干的话可以升到团级、师级；如果没有兰州站发生的小插曲，也可能已经在新疆天山下书写着另一种人生。岁月如流，在蒋子龙心中沉淀下来的，除了雄阔奇崛的高原天风，苍凉郁勃的黄河水浪，还有那割舍不掉的甘肃情缘。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

　　纵观蒋子龙的文学作品，基本都取材自真实鲜活的产业活动。作为一名书写者，他秉承着对生活执着的热情，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刻画着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争搏、人生变幻。

　　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的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找到了蒋子龙并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要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在1976年复刊，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是文学领域的“国刊”，是业余作者们梦寐以求的文学圣地，能让《人民文学》约稿该是多大的一桩喜事！蒋子龙热情满满，干劲十足，满肚子都是想要倾吐的话。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他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3年后，蒋子龙又在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一经刊出就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子龙”这3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

　　“如果我是厂长，我会这么干！”在这篇当时风靡全国的文章里，蒋子龙融入了自己对产业文学的前沿思考，曾为他内心最为深刻的剖析自白。

　　被认为是“改革文学”开山之作的这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全国强烈轰动。兰州一家石化厂厂长拿着刊发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以此为据对工厂进行改革整治；沈阳一位护士给蒋子龙写了7页长信讲“乔厂长”对她父亲的影响，帮助她父亲走出抑郁，重新拥抱新生活；甚至还有报纸文章以《欢迎“乔厂长”来上任》为题，或邀请乔厂长来当地主持企业生产工作……

　　蒋子龙站在当代工业文明的最前沿，勇于直面某些现代人对工业文明的恐惧，反映现代科技潮流中人的历史命运。蒋子龙的文学沉得住气，找回了平静的自信，才会有所作为。正所谓，心收静里寻真乐，眼放长空得大观。

　　之后，蒋子龙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井喷式创作出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等一大批工业题材小说，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改革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变革历程。由此，他也被贴上改革文学缔造者和工业题材代表作家的标签。

　　直至近年，蒋子龙依然执着于对现实生活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发现，《农民帝国》是他从工业题材创作领域转移到农业题材方面的一部重大经典之作。小说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描绘了以郭存先为代表的农民群像，细腻而深刻地揭露了“农民性”和“工业性”之间的冲突，给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一路走来的奋斗者以强烈的心灵冲撞和深刻思考。

　　日月忽其不淹，作为“改革文学”代表作家，蒋子龙始终用他充沛丰盈的灵魂去开采多维的生活资源。在他看来，只有当“改革”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作为一名有精神的作家，蒋子龙始终追寻在信赖自我，奋斗在探求精神尊严的文学创作道路上。

　　“守心定魂，讲好自己的故事”

　　回首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蒋子龙把自己对文学世界的贡献归结为创造了“三个模式”：一个是大胆、改革、用人的“乔厂长模式”，一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玩世不恭、有想法、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的“刘思佳模式”，另一个就是《农民帝国》里的“郭存先模式”。这些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度引起了文学影视界的竞相借鉴，有些人物类型至今依然长盛不衰。

　　在《乔厂长上任记》发表40年后的今天，蒋子龙先生与我们探讨分享了这部作品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如果说还有意义的话，它只存在于文学层面上，就是我创造了‘乔厂长’模式——大胆、改革、用人。‘乔厂长’出来以后，当时好多小说主人公的人格都是这个类型的，突然冒出的一个‘乔厂长’形成了社会的公共记忆。”

　　在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中，蒋子龙先生说，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就在基层、在普通大众中。文化育人，内化于心，大化于社会，文化的最大力量在于“化”。在应对“文化精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定住自己的灵魂，刻苦做事，讲好自己的故事。

　　讲好自己的故事，贵在追求真理，尊重伦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事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编筐编篓，贵在收口，讲好故事，或许我们应该做场“反序运动”，从优秀文化中回归生命的本真，提炼人生的精华，看破所谓“妙招”的诱惑，守心定魂，落下平凡的一子。

　　“故事是一种力量。每个人都在故事中成长，在故事中得到经典，得到提高。我的故事应该是在40多年前写《机电局长的一天》时找到的，在这之前我是个业余作者，跟潮流，报纸刊物能发表什么我就写什么。而写这个作品我不是为了投稿，是从自己本心出发，写自己对生活的感情。”

　　“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从1960年发表作品开始，蒋子龙出版了一百多部不同版本的著作，这是他用文字对自己的加冕。蒋子龙先生用一名作家的脊梁，担负起了时代精神性责任，他以敏感的触须和发达的根系，牢牢伸向时代生活，同时不断反哺时代生活，而他对于文学的贡献，更是对广大读者最美好的精神馈赠。□

　　（摄影：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