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谨以此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开始增多。为教育感化他们，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一所改造日本战俘的学校。考虑到战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和农民阶层，自身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将其定名为“工农学校”。学校于1941年5月15日正式举办开学典礼，第一批入学的战俘有11人。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俘获的部分日军官兵被陆续送往延安。

　　尽管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当时党中央对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却按照军团级以上干部待遇给予优待，伙食标准每人每月36斤细粮、3斤肉。曾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在回忆著作中写道：“发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3元，当时八路军排级干部每月只有两元。”

　　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由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担任，为方便日军战俘的生活，中央选派了曾在日本留学的赵安博、李初梨来校任职。除了贯穿全天的学习之外，日本工农学校还建有图书馆、操场和俱乐部，丰富学员的学习生活。香川孝志曾回忆，他们在学校玩扑克、围棋、象棋，甚至还打起了棒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被撤销，日本工农学校累计改造了500多名日军战俘，先后有100多名学员从事敌后统战工作，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由侵略者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胸襟、正义的力量感化、优待日军俘虏，日本兵因此从侵略者变成反战斗士，更彰显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和伟大。

　　是谁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并布置假现场，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驻地。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620团，团长王铁汉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传来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王铁汉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3人。“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一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王铁汉说。

　　可以说，是王铁汉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也能见到他的身影。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不屈的东北军民敢于抗争，敢于担当，这种爱国精神和“宁可战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抗战到底”的抗争精神深深感染了国人。

　　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国印象的“迪克西”使团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军军用飞机在延安机场成功降落，从机上走下9名年轻的美国军人和外交官，他们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接触，于是在重庆、延安和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的三方协调下，这个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了延安。

　　1944年到1947年3月，美军观察组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报告，内容涉及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

　　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1944年7月28日发回的第一份电报中，把延安描述为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清新的风气，欣欣向荣的氛围；没有乞丐，没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

　　这些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的报告让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红灯笼成为“防空雷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掌握防空雷达技术。面对日军战机频繁的轰炸，1937年9月成立的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借鉴从周朝开始实施的“烽火台”体系，配备防空监视队、哨。他们在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广阔区域，设立了由26支监视队、132所监视哨和1所独立哨组成的防空情报网。

　　悬1个红灯笼，是远在宜昌的监视哨发现日机，其航向可能是重庆，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2个红灯笼，是万县（万州）监视哨发现日机，其航向是重庆，大约敌机1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

　　红灯笼成为抗战时期重庆人的共同记忆，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抗战智慧。有时，人们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警报解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就工作，该读书就读书。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绝不屈服的意志。□

　　（选自新华网，作者：乌梦达 陈国洲 陈晨 王莹 凌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