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记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沙沙沙”，画笔划过墙面，留下千佛世界；

　　“呼呼呼”，工具轻吹壁画，拂去积年灰尘；

　　“它们千年相望，却不相闻，它们命运相通，却不相知。今天，当它们伸开巨擘，牵手相望时，一场远隔万里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随之展开。”旁白声娓娓道来，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带领观众走进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

　　“它好像从壁画中走来，穿越了千年，但是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却显得这么的真实和可爱。”主持人语毕，一只神态自若的虚拟九色鹿从洞窟中缓缓走来。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从无到有，从破坏到保护，从鲜为人知到举世闻名。敦煌莫高窟，这颗璀璨明珠没有湮没在肆虐的风沙和劫掠中，反而在一群人的毕生守护下，重放光彩。

　　时空在变，初心却没有变。有一群人，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守护莫高窟。

　　他们就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相遇，众人辗转云集于此

　　莫高窟的春天，源于一场看似偶然却命中注定的相遇。

　　他在旧书摊上翻寻，忽然，眼前一亮。一部由6本小册子合订而成的《敦煌图录》吸引了他的目光。书中精美绝伦的壁画、栩栩如生的塑像以及遒劲有力的笔触让他心驰神往。他未曾想过，千里之外的祖国还有这样一个新的世界。

　　敦煌悄然入梦。

　　他开始无比思念那个从未见过的地方。“我找到我的艺术之根了，我的根就在中国，在敦煌。我要为弘扬敦煌艺术努力。”他终于说服妻子，先一步回到了祖国。

　　1943年2月20日清晨，他身裹羊皮大衣，头戴老农毡帽，顶着寒风，一路向西朝着梦中的敦煌出发，这一年他39岁。彼时的他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有名的中国学生、是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正值创作巅峰期的他前途无限。他就是后来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莫高窟近400年无人看管的漫长寒冬终于要过去了。

　　初到莫高窟，除了荒凉就是破败。上百个洞窟被流沙掩埋，壁画大块跌落，无水无电更没有交通工具……常书鸿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不断写信邀请友人、学生。很快，董希文、段文杰、孙儒僩、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等一批年轻艺术家来到了大漠深处。

　　在重庆被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深深吸引的段文杰，一路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在1946年来到了莫高窟。当他和常书鸿风尘仆仆地来到刚恢复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门前时，一切艰辛都值得。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如饥似渴地钻进洞窟，墙上的壁画怎么也看不够，这一年他29岁。

　　樊锦诗与敦煌的相遇始于1962年的实习。然而，由于体质弱、适应不了当地的恶劣环境，实习期还未结束，她就离开了敦煌。不过，一年后的毕业分配又让她和敦煌结缘。背着大背包，头戴草帽，瘦弱的她满怀理想、整装待发，让樊锦诗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一辈子”，那一年她25岁。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担任院长。这一时期，一大批专业人才通过大学分配、招聘、调动等方式先后来到敦煌，包括李最雄、王旭东、苏伯民、赵声良等。

　　赵声良来到敦煌源于一封信。大三时在报纸上看到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谈到敦煌缺乏青年人才的消息，他毛遂自荐写信给段文杰询问是否能去敦煌工作。段文杰给赵声良回信，欢迎他去敦煌。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赵声良来到了敦煌。

　　1998年，樊锦诗接过重任，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2014年，王旭东继任第四任院长；2019年，扎根敦煌已35年的赵声良担任第五任院长。

　　公元366年，僧人乐僔在敦煌邂逅了佛光，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此后无数僧侣、工匠、画师在这里开凿佛窟，千佛洞就此形成。千年以降，敦煌莫高窟等来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赵声良……从最初的常书鸿一人，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时的18人，再到如今的1400余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面对无人管理、处于自然环境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的莫高窟，常书鸿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只为守护好“她”；段文杰潜心临摹、研究敦煌学，只为保护研究好“她”；樊锦诗研究敦煌珍贵文物50多年，只为发展好、弘扬好“她”……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却有一颗相同的赤诚之心，“守护好、研究好、发展好、弘扬好敦煌莫高窟”。

　　召唤得到回应，众人辗转云集于此。这是一次双向的选择，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是他们为敦煌莫高窟带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

　　相知，命运召唤穷其一生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的一张老照片带人们回到了难忘的过去：一堵高2米、长1000多米的围墙将莫高窟窟区围了起来。那是1943年，为了防止牲畜进入，常书鸿带领职工修筑的。

　　在老一辈莫高窟人的记忆里，沙和土是总也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

　　沙仿佛总也清不完。他们用双手清沙，赤着双脚一起“拉沙排”；引宕泉河的水“冲沙”；在石窟崖边修建“土坯防沙墙”；铺甬道、修栈桥……日子在笨重的劳动中一天天过去。直到后来的“化学固沙”、防沙林带、“六带一体”综合防护体系，沙不再困扰莫高窟。生活中，大家更是习惯了与土为伴，宿舍是马厩改造的，用土坯砌出的土炕、土桌、土“沙发”，家具也都是泥土做的。生活简陋，但“乐在苦中”。

　　治沙的同时，保护和研究也在同步开展。临摹缺纸就用窗纸替代，笔秃了就削尖再用，连颜料都是自制的。为洞窟测绘、照相、编号，全面调查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每一步都为敦煌文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临摹，段文杰花时间读佛经、研究壁画里独特的构图形式，反复练习一系列的头像、手像，查阅美术史、服装史、唐人诗词等大量资料。为临摹一幅《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翻阅了100多种资料、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

　　光阴在一寸一寸的临摹中逝去。即使后来担任院长工作繁忙，勤奋的他依旧是临摹壁画最多的人，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人们称段文杰为“敦煌艺术导师”。

　　1962年，常书鸿将第161窟的修复任务交给了李云鹤。历时两年，这个唐代洞窟终于被修复。这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个洞窟，也是敦煌壁画修复的起点。

　　毛笔、滴管、注射器，李云鹤不断尝试新的修复材料和工艺，空鼓、酥碱、起甲等壁画病害的保护修复难题也被他和同事逐渐攻克。搬迁石窟、“挂壁画”，这些常人不敢想象的事情李云鹤后来都尝试并实现了。

　　但是，保护和修复并没有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

　　从1982年起，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了道路。连同1983年的学术会，段文杰主持了1987年、1990年、1994年在莫高窟举办的共4届敦煌学大型国际学术会议。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展示了我国敦煌学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终于实现。

　　为了实现这个“敦煌梦”，段文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无论是风雨如晦的日子还是志在必得的岁月，他为敦煌艺术发扬光大的执着精神和奉献一生的决心从未变过。终是青春年华和心血汗水，换来了今日敦煌莫高窟的昌盛和具备雄厚实力的中国敦煌学研究群体。

　　“父亲对文化遗产的真心和热爱让我终身难忘，为敦煌艺术献身是一种深入父亲脑海的自觉行动，而他践行了一生。”至今，段文杰的儿子段兼善依旧会经常想起父亲。

　　自段文杰担任院长以来，敦煌研究院继续秉持“保护、研究、弘扬”的6字方针，并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学研究机构。

　　等到1998年樊锦诗担任院长时，莫高窟又迎来了新的困扰。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让游客数量急剧增长。当有一次，樊锦诗被洞窟内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呛得直打喷嚏时，她开始思考“洞受得了吗”？

　　“世界上就一个敦煌，如果没有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就见不着了。我们很担心，一直在想办法。”樊锦诗明白，“既要把祖宗留下的文物守好、保护好，又要让观众看好，让大众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得到滋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2014年9月，在她的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入使用，此时樊锦诗已经76岁高龄了。

　　为了敦煌莫高窟，这位上海姑娘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这片她坚守的热土。环境艰苦的年代，她用自己的方式适应不便，冬天夜冷，土炉子易灭，她穿上所有衣服御寒；为少上厕所不敢多喝水，在窟里一待就是一天；水碱性大，头发洗不干净，她便剪成了短发，从此再未留长发。儿子早产在住院时，和丈夫彭金章长期分居时，好不容易有调动的机会却又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敦煌时……作为妻子和母亲，樊锦诗不是没有愧疚和离开的想法。但是，作为“敦煌的女儿”，她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她说：“这是一个人的命。”

　　这是樊锦诗的宿命，也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宿命。

　　从清扫积沙的少年到修复壁画的年轻人，再到“大国工匠”，李云鹤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莫高窟；推动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率先进行文物数字化探索和游客承载量研究，用“数字敦煌”让莫高窟“永葆青春”的樊锦诗；用手中的相机为敦煌研究做生动注解和旁白的吴健；从讲解员到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用芳华伴敦煌的李萍……时光流逝，壁画不会说话，却见证了一个又一个莫高窟人绚烂的一生。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接续延长了莫高窟的生命。而莫高窟亦以无限的荣光回馈他们。

　　相守，千年莫高再续繁光

　　洞窟像人一样，会呼吸，会衰老，毁灭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却心照不宣，用一股莫高窟人共有的执着和时间对抗。

　　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到如今的科学保护，再到现在基本建成的以保护和管理相并重，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为保障的综合保护管理体系，手段和方法不断完善升级……保护，从未停歇；从一个暖瓶、一支笔的单纯临摹到开展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等专题研究，范围和内容向纵深拓展……研究，步履不停；从进窟参观、举办展览、公益讲座、“数字敦煌”到特色研学游、利用人工智能河图技术开展窟外游洞窟、到国内外办展、开展国际交流，形式和方式愈发多样……弘扬敦煌文化，一直在路上。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践行‘保护、研究、弘扬’的六字方针，也取得了看得见的效果。”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强说道，在莫高窟“面壁”30余载丹青岁月的他已是敦煌研究院的中坚力量。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处于全国乃至国际领先地位，在文化遗产领域开创了无数先河，荣获多项大奖。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考察调研。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艺术于一身的敦煌文化，历史底蕴雄厚深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给总书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书记对所有莫高窟人提出了殷切嘱托，“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2020年1月17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发布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我不仅要干，还要加油干。”87岁的李云鹤站在舞台上，看着工具箱中自己和学生亲手制作的修复工具热情依旧。

　　堆叠的荣誉证书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践行莫高精神的最美见证；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用晨昏昼夜丈量千年时光、用青春和热血再续千年莫高传奇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和付出。

　　“文物保护最根本的是人。”在培养人才上，敦煌研究院毫不“吝啬”，这个传统从段文杰担任院长时延续到了现在。“我们培养人才的钱花海了。”樊锦诗鼓励大家通过各种途径学习，送出敦煌、送出甘肃、送到国外，送出去的人学成又回来。当年被送去日本读硕士，后来又自费读博的赵声良放弃别的机构伸出的橄榄枝回到了敦煌，如今已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为筑巢引凤，敦煌研究院在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上下功夫，创新人事管理方式，从工资、津贴、职称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目的就是为了‘近者悦，远者来’，不仅来，来了还能待得住。”樊锦诗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如是说。

　　9月的敦煌莫高窟又迎来了成群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解员杨晓蓉边走边讲，耐心解答游客的提问；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修复师毛嘉民凝神望着第12窟的晚唐壁画，手中的修复工具异常小心，40岁的他寻思着再考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深造一下；保护研究所生物研究室的陈章几乎每天都要和莫高窟的动物打交道，古代壁画的动物病害及其防治是他研究工作的重点；第341窟内，数字化采集工作人员胡慧君和同事一起摆弄着仪器，在窟内进行数字化采集；敦煌石窟监测中心的电子大屏上，柴鹏飞随时随刻监测着莫高窟景区的实时动态……一切有条不紊。

　　晚饭后，住在莫高窟的年轻人大多三两成群地在窟区散步，起风时，九层楼的风铃声格外清脆。远离繁华的都市生活，陪伴这些年轻人的是一个个石窟壁画和静谧的三危山。“莫高精神就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我们早就熟记于心了。”他们脱口而出莫高精神的内涵。

　　“莫高精神不是一个口号，它是几代人艰苦奋斗创业形成的这样一种精神，是干出来的闯出来的。经过了70多年，敦煌研究院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不能忘记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扎根沙漠，艰苦创业。”赵声良说，“今后我们将通过大力传承和弘扬‘莫高精神’，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择一事终一生，争做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践者、贡献者、引领者，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在常书鸿的故居，那两颗他亲手种下的梨树还在开花结果。敦煌莫高窟，在一代代的使命传递中，依旧保持着璀璨年华。

　　正如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只因为他们——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使千年莫高重新焕发熠熠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