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入党之初就决定把一切献给党

　　新中国成立后，以江竹筠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使她的事迹广为传颂，“江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感动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2009年，江竹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参加革命，长期战斗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1948年6月被捕，面对酷刑和屠刀，她坚贞不屈、顽强斗争。1949年11月，在重庆解放的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

　　1939年夏天，正在重庆中国公学就读高中的江竹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江竹筠原以为加入共产党后，可以风风火火地投入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等学校的各项社会进步活动中去。然而，组织却交给她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隐蔽。隐蔽意味着生活的平常无奇，但却考验着人的意志与自律。

　　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江竹筠团结进步学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隐蔽于群众之中。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阻止《新华日报》发行，捏造所谓“异党暴乱”等欺骗群众。为揭露国民党的丑恶罪行，党组织将一批印有八路军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声明的传单交由江竹筠散发。当时中华职校的三青团分子活动猖獗，形势恐怖。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她约上何理立，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动，把传单放在教室办公室的走廊上，并用小石头压好。第二天，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发现了传单，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

　　江竹筠沉稳谨慎的工作方式，不仅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各项秘密任务，而且使党组织始终未暴露。上级决定交付江竹筠更为重要和机密的任务。后来，江竹筠被任命为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以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办事员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从假夫妻到真伴侣

　　1943年5月，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特殊的任务，让她与彭咏梧假扮夫妻，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四川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万县中心县委巡视员、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8月，调往重庆，担任市委第一委员，领导重庆市地下党工作。他以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由于没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场所和可靠的助手，工作开展很不方便。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以“妻子”名义协助彭咏梧工作。

　　1944年春，江竹筠在一次外出工作中，引起了特务的跟踪注意。党组织为安全起见，立即把她转移到成都。2个月后，她考上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1945年，她转入农学院农艺系继续学习。在学校，她是学运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但她的组织关系依然留在重庆，常写信给彭咏梧报告学习情况。在重庆，缺少“太太”掩护的彭咏梧，工作出现了不少麻烦。加上他们一起工作时相互关怀、相互敬重，也渐渐地产生了感情。鉴于这种情况，南方局和重庆市委批准彭咏梧与江竹筠正式结婚！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与彭咏梧结为伉俪，成为真正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历练的革命夫妻。此时，抗战即将胜利，但喜悦很快被内战的阴霾所笼罩。他们将共同迎来更为严峻的考验。

　　走向学运斗争最前沿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7月，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停止国立四川大学的学习，回重庆开展地下斗争。

　　1947年2月，重庆市委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学校党的地下工作。这时的江竹筠开始独当一面领导学运工作，勇敢地站在了残酷斗争的最前沿。

　　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党的组织基础较好，建立了以廖意林为书记的党支部。江竹筠与廖意林接上关系后，保持单线联系，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实施方案，一般不过问工作细节，让该校党支部和广大师生积极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西南学院和女子师院两校进步学生多，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许多工作处于自发状态，江竹筠决定以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3月初，江竹筠来到西南学院，找到了该校唯一的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通过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多名党员，建立起学院地下党支部，学校的学运很快有组织地恢复起来，她还派党员到附近学校开展工作，辐射带动周围学校。之后，她把工作重心转到女子师院，与一位名叫赖松的女学生接头联系。经过多次接触考察，江竹筠发现赖松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沉稳机敏。于是，江竹筠把她发展为党员，并结合自身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悉心指导赖松如何在学生中工作，教她保护学生领袖，有效地发动学运并隐蔽自己。不久，女子师院成功建立起党支部。

　　1947年5月底和6月初，国民党特务两次武装包围女子师院，抓走了13名同学。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党组织没遭到破坏，没有党员被捕。她随即又积极组织力量营救被捕学生，号召成立科系联席会，宣布罢课，组织“六一”事件后援会，采用请愿、记者招待会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共同声援。在舆论的压力下，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为把全市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彭咏梧、江竹筠等还在学生界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重庆的学运工作走向新的高潮。

　　殚精竭虑为“挺进”

　　由于新华日报社被迫撤走，1947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挺进报》，来传递党中央的声音，由彭咏梧直接领导。1947年秋，市委指派江竹筠来加强《挺进报》的领导工作。

　　作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安全保密是江竹筠着重考虑的问题，她把报纸的供稿、出版、发行分离开来，避免相互间的横向联系，并把最危险的取送稿件和发行工作承担起来。

　　在白色恐怖下，要使这张地下报纸突破各种关卡，安全及时发送到全市进步群众手中去，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险的工作。凭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谨慎细致的工作作风，她有条不紊、稳当周密地安排发行工作。

　　斗志昂扬下川东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江竹筠不再负责《挺进报》和参与重庆市学生运动的联系和指导工作，组织上任命她做地下党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委的联络员。川东临委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正是她的丈夫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下川东一带的农村武装起义，以配合解放军南下的外线作战。

　　1947年10月，江竹筠和丈夫一道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战场。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四县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扼长江上游之门户，被选为下川东暴动重点区域。一路上，江竹筠作为联络员，细心在沿途地设点布线，协调渝万之间的运输，建立云万两县的交通站。

　　12月，彭咏梧一行来到云阳汤溪沿岸，召开炉塘坪会议，会议决定尽快暴动。下川东地区虽有少数骨干，但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彭咏梧决定派江竹筠回重庆，组织输送一批干部来。她不得不暂时离开，却未曾想到，这次离开竟是夫妻永别。

　　歌乐山下英魂存

　　1948年4月，《挺进报》被敌特侦破，以此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冉两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争相出卖共产党组织。6月14日，感到风声日紧的江竹筠紧急去布置战友转移，突然遭遇叛徒冉益智，跟随而来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江竹筠就这样被捕了。

　　江竹筠被带回重庆后，关押在号称“人间地狱”的渣滓洞监狱。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国民党特务妄图从她口中获得暴动地区党组织的情报。在连续三次劝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开始对她用刑。当年参与审讯的国民党法官张界后来交代说：“当班的特务把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弯腰下去站不起来，顷刻脸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尽管疼痛难忍，数次昏迷过去，但江竹筠始终坚定地表示：你们可以夹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老虎凳、吊索等酷刑逐一使用，但她毫不畏惧、坚贞不屈，对敌人痛声斥责，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

　　江竹筠被折磨得人都变了形，十个手指都被夹烂了，但她心里充满着胜利的豪情，艰难地走进监狱的院坝。各个囚室的门口挤满了人头，难友们用无限敬仰的目光望着她，向她致意，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激励了整个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使全体难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凝聚力空前增强，开展了一场长达17个月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狱中地下斗争。为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江姐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一起依靠记忆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书的内容写下来，供大家讨论学习、交流思想体会。江姐还通过日常攀谈、做思想工作、反复试探等方式，做通了监狱看守黄守才的工作，接通了与外面党组织的联系，及时把监狱内的情况传递出去，接受党的指示。

　　江姐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斗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也是一位柔情的母亲，格外思念她那幼小的孩子云儿。1949年8月，在给亲人谭竹安的托孤信中，她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这是江竹筠留给儿子最后的遗言。

　　1949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江竹筠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下的电台岚垭刑场。江竹筠没有亲眼看到重庆的胜利解放，但她忠贞革命、宁死不屈的革命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选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