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谈学习党史

　　□ 潘宏

　　毛泽东称赞朱德为“人民的光荣”，周恩来高度评价朱德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因为朱德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他心甘情愿地“投降无产阶级”，作为“红军之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足迹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写的调研报告最多，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的一生与中共党史密切关联，朱德谈学习中共党史对后人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学习党史，要用“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佃农家庭，受过两年新式学堂教育，深明“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曾立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1909年，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投笔从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后在辛亥革命、反袁复辟和反段祺瑞独裁统治斗争中，驰骋沙场成为战功显赫的滇军名将。后来，为追寻共产党、追求救国真理，朱德远渡重洋。他婉拒孙中山重入滇军辅助革命的建议，因为他“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对孙中山“为什么不去没有封建制度又有很多进步制度的美国”留学的疑问，他如此答复：“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在德国，朱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讨论中，当许多同志惊叹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时，朱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朱德世界观的改变，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动中国革命的深刻思想认识。此后，朱德一生关于中共党史的总结与学习，始终与他的坚定信仰和意志、党性原则和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从未动摇。朱德经历十年“文革”，依旧信仰坚定，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井冈山、瑞金、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1975年春节，他在住处会见前来拜访的宋时轮，在谈到学习时，不断强调共产党人信仰的重要，认为党史学习要追根溯源，要认真“学习马、恩、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四届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89岁高龄的朱德备受鼓舞，多次提笔写下“革命到底”条幅以明志。临终前不到两个月，朱德还拿着自己看过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译者成仿吾畅谈感悟。他忠实践行了终生“革命到底”的誓言。

　　学习党史，要尊重历史弄清真假马列主义

　　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同志对中共党史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总结。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协助清理中共党内路线是非问题。整风期间，朱德作为军事高级干部学习组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共党史。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注重从党的历次挫折中汲取教训，纠正党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中的偏差。1942年12月4日，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深刻分析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统治的原因，指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他高度赞扬毛泽东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魄力和能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书不唯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系统分析教条主义危害的同时，朱德点名批评王明，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做一点工作……”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与毛泽东有着“朱毛不可分”特殊身份的朱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尊重历史，强调从党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中分辨真假马列主义，可谓抓住了党史学习的根本，有助于党员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做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贯彻者和执行者。

　　学习党史，军人要树立终身为党服务的思想

　　朱德在德国期间，曾给中共旅欧支部写信，表达个人的学习志向“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944年，在延安组织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特意谈到了《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背景及其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古田会议前后，朱德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探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他诚恳地表示“对过去的那些我收回”，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拥护党的决议，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朱德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还特意讲了军人与党的关系，“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延安整风运动，又有毛主席的路线。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时，是南下部队的开路先锋，“三河坝分兵”后，他负责指挥起义殿后部队，最后担负收拢失败后四散撤退的起义部队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学习党史，要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比民主革命更为复杂、更为漫长，探索任务更加艰巨。为此，他每年都利用2~3个月或更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对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中肯意见。他建议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他对党无限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调研情况。他认为，“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1951年至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包含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1960年，朱德远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4省考察，当切实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后，他立即向毛泽东汇报，阐明自己的调研观点：中国各地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不同，物产和生产水平差异大，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而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该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意义重大。□（选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