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出土先秦车马略说

　　裴建陇

　　在中国先秦社会，马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衡量一个国家国力时，会用车马数量来判定国家强弱，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车马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冲锋陷阵的重装武器，更是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在宫廷礼仪、祭祀、巡狩、田猎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推动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繁荣，还促进着文明互鉴交流。

　　甘肃境内出土的西周车马

　　1967年9月，灵台县白草坡大队的社员在平田整地时发现一座坍塌的古墓。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随即前往发掘，共清理出8座古墓和1座车马坑，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中期。特别是M1、M2两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和兵器，墓主人为殷遗民，是被周天子迁徙至此守护宗周西北门户的军事贵族。其中M2墓主的陪葬车马坑被发掘出来，为四匹马架一车的组合，这是甘肃境内第一个考古发掘的车马遗迹，年代为西周早期。该车在埋葬时进行了拆卸，车轮靠坑壁放置，车舆贴地放在两轮之间，车衡放在车舆上，舆下有辕。车前埋葬四马，马头全向东。车与马基本呈现驾乘状态，这是整个先秦时期比较流行的车马埋葬方式。

　　《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终始一也。”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下，依据死者身份等级配备各种随葬品，来复刻死者生前世界，代表出行、征战或狩猎的马车就是其中之一。在商周时期，车马陪葬制度不仅是丧葬观念的体现，更是等级秩序的重要一环。殷商时期车马殉葬制度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只有商王和高等级贵族才有资格陪葬车马。西周时期的车马殉葬制度较为完备，车马陪葬的数量和规模与青铜礼器数量、精美程度呈正相关，以显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车马坑正处于车马殉葬制度形成初期，且墓主人带有强烈的殷商遗风，从这点看四马一车的独立车马坑配备，显示出墓主身份等级之高，应是区域性的最高军事长官，墓葬出土青铜铭文“潶伯”等也印证了这一点。

　　甘肃境内出土的春秋车马

　　甘肃境内出土保存完好的车马遗存，分别为甘谷毛家坪遗址和宁县石家墓地。2013年开始，毛家坪遗址三年中共发掘5座车马坑、199座墓葬；其中车马坑K201保存最好，规模最大。该坑东西长约10.2米、南北宽3.6～4.2米、深5.7米，坑内埋葬10匹马和3辆车，马头向及车向均朝东方

　　一号车由4匹马牵引，位于车队最前方。二号车为主车，跟随一号车，由2匹马驾系，马身上包裹皮质马甲，马甲表面装饰黑底红彩的彩绘髹漆，车舆板上蒙皮革髹漆，还绘画了虎、豹、飞马、兔子等动物形象，形态逼真、憨态可掬。三号车为尾部车辆，右轮处有殉狗，车舆后方的藤条框内还装有牛头和羊头，似乎代表了狩猎归来所载的战利品。3辆车与马匹均呈现驾乘状态，车辆也是整车完好下葬。另外，在每辆车舆下各发现一个殉人，殉人为下肢蜷曲较甚的屈肢葬式，殉人身份应该是服务于车辆的奴仆或工匠等。

　　201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清理车马坑2座。其中MK5坑东西长15.7米、南北宽3.06～3.2米、深2.65米，坑内埋葬8匹马和5辆车。车马同向，呈驾乘状态，均朝向东方。由东至西，一字列阵，一号车无马，剩余四辆车均由2匹马驾系。马呈跪伏姿态，四号车南侧马匹前腿发现裹布痕迹，说明马在殉葬时为捆绑状态。在二号车下发现一殉人坑，三、四、五号车舆下各发现两个殉人坑，每坑各殉葬一人。石家墓地为周余民高等级贵族墓地，春秋早中期秦文化进入，石家墓地出现大量秦文化因素，包括东西向驾乘状态的车马、车下殉人等。秦人不仅在关中“收周余民而有之”，在泾河上游同样实行该策略。在秦历史发展进程中，“收周余民”对于全面学习周人农耕经验和礼乐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为秦人东出奠定了人力和技术基础。

　　从甘肃境内出土的秦文化马车中，我们看到了等级序列。陪葬五鼎四簋青铜器的墓主可拥有3辆车的附葬车马坑，如毛家坪K201；使用七鼎六簋的墓主可陪葬5辆马车，如宁县石家墓地MK5、礼县圆顶山98LDK1等。春秋早期的秦公使用的车辆更多，大堡子山秦公大墓M2的附葬车马坑，共埋葬12辆车。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虽历代反复被盗，但从车马坑东西长86.3米、宽20米来判断，坑内埋葬车辆60多乘，马100多匹，这是任何秦国公卿贵族无法比拟的。这种秦公与贵族之间的等级差别，是秦国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国君的巨大陵寝、青铜礼器体量数量等方面均有体现。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鞅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便是秦国国君有足够权力和实力保证变法实施，而不像东方列国，在强大贵族势力的阻挠下，即使国君推行的变法也要夭折。

　　甘肃境内出土的战国车马

　　甘肃境内出土战国时期的马车，以马家塬遗址西戎马车最为典型，也是目前所见战国马车的巅峰之作。马家塬遗址共发掘墓葬80座、祭祀坑3座、陪葬马车68辆。与周秦文化陪葬车马方式不同的是，马家塬戎人墓葬将车辆放置在墓道或墓室内，少则1辆、多则5辆。出土马车形制多样、结构复杂、装饰奢华，金、银、铜等贵金属饰片大量贴附于车外侧，汉蓝、汉紫、玛瑙等珠饰装饰于车表，车辆髹漆彩绘异常精美。动物纹的金、银饰片是该墓地车辆装饰的一种特殊表达，浮雕手法制作的虎和羊，很有草原文化特色，与哈萨克斯坦草原文化的纹样、技术、年代相近，反映出戎狄等中国北方民族在连接欧亚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马家塬墓这批戎人所使用的车辆是否为戎人自己制作，一直是未解之谜。在内蒙古西沟畔战国墓中曾出土多件有铭文的金银器，多为“少府二两十四朱”“晏工二两十朱”等刻铭，经考证这批金银器为秦、赵二国制造。西沟畔墓主为早期匈奴贵族，他们所使用的珍贵金银器应是向秦、赵等国发出的高端订制，产品风格有匈奴纹样，但却是中原制造。所以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这样大批量工艺精湛的马家塬戎人马车应该是戎人贵族下的订单，中原工匠接单制作。一辆车制作复杂之程度，显示一个国家在手工业生产中调度和配合的“工业体系”。《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车为多。”一辆车的制作需多个工种配合，涉及攻木之工、冶金之工、制皮之工、髹漆之工和设色之工等。主要从事畜牧和贸易的西戎族群，似乎不具备如此完备的工匠体系，或许紧邻的秦国才是西戎马车的主要供应商。

　　窥一斑而知全豹。甘肃境内出土先秦车马所展示的先民智慧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高度，也生动反映了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成就宛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D

　　（作者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