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甘肃青铜文化

　　米 毅

　　距今一万年，甘肃中部首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大量使用，代表甘肃先民已经开始改造自然，大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文化的起源之一，影响深远；距今5000年，马家窑文化以彩陶为冠而闻名世界，甘肃先民在此时发现含锰、锡的天然铜，最先开始制造简单的青铜器并传播开来，社会随着青铜器的发明而快速发展；距今4000年，夏王朝统一中原，甘肃先民融合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形成诸多的本地文化，甘肃的青铜文化由此肇始。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成型

　　初期的重要载体

　　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将文明具象化的载体，青铜器便是载体之一。青铜器一般被定义为：以红铜为主，与锡、铅等做成的合金器物，以“模范法”和“失蜡法”铸造。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先民就地取材，熔炼铜矿来制作简单的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实用器；随着认知力逐渐提高，再加上成功烧制陶器时掌握的高温技术、筑窑技术等，经过上千年的经验积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社会逐渐形成，礼制逐渐建立，作为文明载体的青铜器也涉及到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在这段时期，青铜器不仅成为国家政治的物质化象征，还是社会等级、地位的物质化象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早期的文明；秦汉时期，多元文化最终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共同体，种种原因致使青铜器从文明载体转变为实用器。这一段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这段时期的文化被称为青铜文化。

　　甘肃青铜文化从初具雏形

　　便有多元一体的特点

　　马家窑文化，是甘肃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300年至4050年，因最早被发现于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它以丰富多彩的彩陶文物而闻名于世，中国最早的青铜刀便出土于临夏州东乡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齐家文化，起源于甘肃中东部，其青铜铸造技术由原始的单范法进化为合范法。在武威黄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等齐家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刀、锥、空首斧、凿、镯、耳环等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广河齐家坪还出土了我国最早考古发掘的铜镜。

　　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经过大地湾、马家窑和齐家文化数千年的积淀，应该有一个大一统的文明来引领甘肃迈入文明社会，但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冰期气候致使甘肃地区迅速变冷，导致农业基础被破坏，生存条件恶化，人口大量减少（死亡或迁徙），甘肃因此错过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佳时机，并出现文化停滞和倒退。在中原地区已经建立起文化一统的中央王朝时，甘肃只有四坝、寺洼、辛店、沙井等小众青铜文化。但也正因如此，甘肃的农耕、游牧、骑猎文化互相交融、影响，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有：兼具中原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明显特点；只有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没有农具和大型容器；纹饰以动物纹为主。具体包括：斧、镢、镰、锥、针、锤等工具，刀、匕、矛、镞等武器，泡、钏、权杖头、镜、牌饰等装饰品。四坝文化从今武威至酒泉的河西走廊地区均有分布，因最先被发现于山丹县的四坝滩而得名，距今3800年至3500年，相当于夏至商早期。四坝文化的带銎武器、权杖头的特征，在鄂尔多斯及西亚文化中能寻到身影，而青铜短刀则与二里头出土的短刀形制类似。寺洼文化分布于兰州中东部地区，因最先被发现于临洮县寺洼山而得名，距今3300年至2500年，相当于商中期至春秋晚期，寺洼文化中的镂空柄短剑不是中原固有的武器，而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体现。辛店文化主要集中在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及黄河甘肃段沿岸部分地区，因最先被发现于临洮县辛店村而得名，距今3700年至2700年，相当于商至春秋时期。沙井文化主要在甘肃中部发展，因最先被发现于民勤县沙井村而得名，距今3100年至2400年，相当于西周至战国早期。

　　青铜时代甘肃的农耕、狩猎、

　　游牧文化交流频繁

　　商周两代的中原王朝，对于王畿以外的甘肃，以封邑制度对其进行统治管理。以今天水至礼县为中心的西垂地区，是秦人先祖最初建立的嬴姓方国所在地。周人先祖在庆阳地区有过两次迁徙。因为有商周分封的方国，也有戎、狄、羌等少数民族，所以甘肃中东部成为接受中原文化最早的地方，并出土了甘肃大部分商周的青铜器。商周时期的祭祀、丧葬、军仪、礼宾、宴饮等都属于礼制内容，所以在这些大型的、正式的活动中，会涉及到使用鼎、簋、甗、盘、匜、鬲、爵、尊、盉、斝、角等有礼制功能的礼器。在甘肃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陪葬车马器身上，能看到明显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灵台白草坡的西周早期墓葬及车马坑遗址，出土了属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数十件青铜礼器。墓葬中出土的铜卣、虎纹铜钺、人首形铜钩戟、镂空鞘铜剑，都兼具中原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周平王东迁后，秦人完全继承了周人传统，这一时期甘肃的青铜器，无论是铸造工艺、器型、纹饰、铭文等，都与中原青铜器基本一致。常用青铜器除工具和牌饰外，还有鼎、簋、甗、鬲、敦（duì）等食器，盘、匜、壶、盉等水器，戈、戟、剑、矛、弩机等兵器，钟、镈等乐器。随着秦人的东进，其青铜铸造工艺愈发精进，尤其在战国时期，秦人的武器铸造工艺已经领先中原各诸侯国，且铸铁武器也率先出现，出土的秦式长剑、铜柄铁剑便是实证。因长期与戎狄混居，秦人的青铜器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蒜头壶、鍪、鍑等容器，秦剑的剑格、剑柄上的镂空、兽面纹、蟠虺纹等，在其他地方少有发现。秦人东拓后，在西垂仍有公室留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和圆顶山贵族墓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及车马器，包括著名的秦公鼎、秦公簋、秦子镈等。这一时期，另有一些戎族的青铜器出土，以清水马家塬戎族墓为代表，大量的车马器独具特色，部分青铜器在形制上和中原青铜器风格类似，只是在纹饰和装饰物上稍有不同。

　　秦汉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

　　是多元一体的实证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汉承秦制，社会发展迅速、稳定。此时先民对天地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皇权的尊崇，铁器被推广并大量使用，文化的载体由青铜器转为更轻便的纸张……这种种原因导致青铜礼器逐渐消失，实用器大量出现。秦安县上袁家秦墓出土了秦统一度量衡的实证：秦两诏铜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鎏金铜樽、铜耳杯、铜叉、铜案及各地出土的铜镜，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政权和文化呈现统一性的同时，甘肃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始之地。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汉代“敬老”制度的实证：铜鸠；出土了证明先民“视死如生”的实证：铜连枝灯、铜獬豸；出土了能体现汉代舆服制度的铜车马仪仗队。随着与传统礼制的脱钩，青铜器的设计也摆脱了礼制的定式，民间的设计师发挥聪明才智，青铜艺术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我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其形制兼具大宛马与蒙古马的特征，也侧面实证了丝绸之路的通达。

　　火与铜的熔炼，铸就了甘肃青铜文化的辉煌，古老的青铜器向人们讲述着甘肃先民的智慧。各族先民在甘肃繁衍生息，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青铜文化，共同铸就了以中华文化为根本的民族共同体，让甘肃青铜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永恒的记忆。D

　　（作者系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