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太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调查。由于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就放在农村。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利于党中央集思广益，调整政策，迅速作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决断。

　　1961年1月上旬，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回眸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无疑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毛泽东五次听汇报，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9年，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1960年，农业生产又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占总耕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城乡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判断客观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分析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议召开之前及参会期间，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毛泽东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这篇讲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解决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大规模的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一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许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解农民疾苦，制定“农业六十条”

　　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考察了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在沿途的调查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随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县和宁乡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京郊顺义、怀柔县。此外，中央还直接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与草案的不同之处，就是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不久，“农业六十条”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快显现出来。

　　为了进一步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

　　摸清工业情况，制定“工业七十条”

　　农村困难状况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在一系列详细调查的基础上，中央考虑制定有关工业调整的重要文件。由邓小平主持，经过讨论、修改，形成《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是年9月16日，草案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它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它不仅恢复了被“大跃进”运动否定和打乱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而且建立了一些“大跃进”以前未曾建立的制度，使我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在调整中向规范和健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对科教、文艺等领域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调整政策。这一时期，相继出台的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对各条战线工作秩序的整顿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春节前后，县以上领导干部七千多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困难虽然还没有过去，但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恢复，为以后经济和各方面的调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系统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问题。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模范带头，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刻的。(选自《新湘评论》)

　　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