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灾救灾动员

　　全国性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接连遭受各类自然灾害的袭击。严重的自然灾害使百姓居无定所、颠沛流离，部队也陷入了物资短缺的紧急状态。面对日军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参加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的救灾动员口号，并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将“生产救灾”融入大生产运动中，完美地将社会救济与群众性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生产救灾活动，开创了中国救灾史上独特的救灾举措。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党政军民齐心协力，最终战胜了自然灾害，发展了经济，度过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救灾口号提出的背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不仅禁止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还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又举重兵压制各大根据地，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敌后抗战进入内外交困时期。

　　祸不单行。在抗战相持阶段，各大根据地均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水、旱、风、雹、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天灾敌祸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致百姓居无定所、苦不堪言。

　　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水灾因日军决堤放水而漫延，民众无法预防和躲避，禾苗、粮食、衣服、家具、牲畜被冲走的不计其数，被淹死者亦为数不少。在北岳的冀西、察南和晋东北，不少山林、耕地、村庄被毁，粮食、牲口损失十分严重。据边区政府统计，在这次破坏性极强的水灾中，被毁滩地约15万亩，共有17万顷良田被毁，冲走粮食约60万石，受灾群众多达300万人。1940年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共16个县遭受旱灾，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40年上半年发生的旱灾，此次旱灾影响范围广、损失重，波及11个县，农作物产量减少1/3，涉及受灾人口共计56万余人。随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等相继遭受旱灾，河流干涸、地皮开裂、树木枯死。旱灾过后，各根据地又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庄稼遭受巨大损失，使本就寥寥无几的禾苗霎时间被蝗虫毁光。

　　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有些地区不断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大多数受灾群众以花生皮、荞麦皮、山药、甘草等充饥，灾情严重的地区，受灾群众以糠、菜、树叶充饥。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国统区人民受到天灾人祸、经济压榨，难民像洪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向各根据地涌入。据统计，仅1937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共安置难民63800多户，共26万多人。安置难民不仅需要精心组织和筹划，还需要充裕的物资来支撑，这给本不富裕的抗日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严峻的政治环境和自然灾害面前，各根据地军民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各类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医药、食盐、被服等严重匮乏。在这种局势下，要想脱离灾害苦海，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战胜灾荒，恢复和提高生活水平。因此，救灾度荒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救灾口号的提出与实施

　　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实施生产救灾措施提供了契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并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了《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要求各根据地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1939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边区党政军民以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生产救灾总纲领。随后，各地在生产救灾总纲领的指导下，纷纷制定了“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自救、社会互济为主，辅之以政府协助；从恢复与发展生产中克服灾荒”的具体实施方针。

　　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以农业为第一”的生产原则。抗灾救灾最重要的是让受灾群众有饭吃。邓小平总结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品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所以，动员人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的劳作，成为救灾工作的首要工作和重中之重。

　　在中国共产党的深入动员下，各根据地人民纷纷投入到“生产自救”的运动中。为了鼓励移民难民积极开荒、发展农业、安定民生，1943年3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列举了19条具体措施，优待移民难民垦荒。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好吃懒做的人，看守所里能够积极改过的“自新人”，竟然也在口号的号召下加入到生产大军中来，努力做到粮食自给自足。部队人员也是救灾生产的主力。1943年9月，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文章，号召全体军民在作战之余，积极帮助人民耕种，救济受灾同胞。聂荣臻号召边区军民“本着同甘苦、共患难、共存亡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受灾同胞”。

　　在开展春耕运动的同时，政府把兴修水利列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组织专门人员兴修水利。边区的水利技术人员也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救灾运动中来。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中，同当地的“土专家”及广大农民打成一片，终日东奔西跑，勘察测量、监修堤坝、指导清淤等，直接组织指导了边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的建设，推广了水利工程和水利管理技术，有效地防止了水灾、旱灾的发生。同时，各根据地人民也积极植树造林，建造了大片的护滩林、护岸林、护堤林，以防止水土流失。在畜牧方面，人们还培育优良家畜、家禽，积极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群众的粮食问题得到解决后，日常工业生活用品的生产也是“生产自救” 的必要工作。邓小平指出：“手工业的发展，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于是，边区政府再次提出“发展手工业生产”“从事手工业劳动”“发展家庭副业”“开展纺织”等动员口号，号召人们要想丰衣足食，就必须重视手工业的生产。

　　1940年，陕甘宁边区遭受盐荒后，边区内外食盐供应受到极大影响。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食盐成为边区争取对外贸易平衡的主要物资。毛泽东指出：“盐是边区很大的富源，是平衡出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谢觉哉也强调：“盐是边区最大生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因此，发展食盐的生产和运销也成为了救灾生产的重点。

　　在“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动员下，大生产运动时期军民进行手工业劳动， 妇女开始积极纺织。政府还把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村妇女土布生产合作社，并从外地请来师傅，帮助提高纺织技术，改装织布机，提高生产率。

　　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大小，分别给予奖励。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

　　救灾口号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灾救灾工作以“大生产运动”为契机，巧妙地将“救灾”与“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救灾史上独特的救灾举措，即社会救济和生产自救相结合，使救灾运动成为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力量为基础的真正群众性的社会自救运动。

　　经过标本兼治的大规模抗灾救灾运动，根据地人民不仅战胜了一次次灾荒，而且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口号的深入动员下，社会各界积极募集，全边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募捐救灾运动。边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救亡团体的工作人员，争先恐后地捐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半月甚至数月的津贴费，充作赈款。海外华侨也成为救灾募捐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各种国际渠道以义捐、义演、义卖、侨汇、认购国债等方式筹集救灾款，同时历经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重重包围，为物资严重匮乏的灾区送来了医药、衣服、棉花、食盐等各类生活必需品。

　　妇女是这次抗灾救灾生产运动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广大妇女不仅在生产一线积极生产，而且还利用休息时间发动身边“姐妹”，义务为战士缝衣做鞋，给前方辛苦作战的战士送去关怀和温暖，增强了战士们作战的信心和动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对妇女的生产行为持高度赞扬态度，他认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这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部队在生产救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普通士兵一样，亲自扛锄头、下田地进行劳作，与人民群众亲如兄弟。领导人带头践行了“团结救灾”的动员口号。在进行生产时，官兵认真执行生产纪律与规章制度，增强了部队的纪律性，改善了军民关系。

　　总之，在自然灾害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冷静处理，完美地将社会救济与群众性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辅助以生产互助的新形式，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生产救灾活动，不仅帮助灾区群众度过了财政困难时期的艰难岁月，最广泛地团结了群众， 而且发展了经济，为后来恢复灾区生产、抗拒天灾、经济振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条群众性的生产自救的新路径。□

　　（选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