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恩铭家书看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 李印廷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诞辰120周年。邓恩铭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领导山东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多次忆及与其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的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的一户水族家庭。1918年,依靠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山东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其间,他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作为山东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年邓恩铭仅20岁,是代表中较年轻的一位,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忆及与其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的邓恩铭。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说:“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1922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五卅运动前,邓恩铭又组织领导了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为主的工人运动,历时3个多月,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1925年11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后因在狱中染上肺病,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2月,他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8年11月,曾在中共山东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早期党员王复元,与同在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并于1929年1月19日带领敌人秘密逮捕了省委秘书长何志深、山东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机关干部杨一辰及当时在济南的邓恩铭等10余人。面对酷刑折磨,邓恩铭咬紧牙关,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使部分同志得以脱险。他因受刑过重未能逃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等人慷慨就义。
“望姑丈择佳者道之”“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
邓恩铭自1917年随二叔黄泽沛(黄泽沛的父亲原名邓锦臣,是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的同胞兄弟,儿时过继给姑母家而改姓黄)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英勇就义,十几年间再没回过家乡,主要通过书信与远在贵州的家人保持联系。读其给父母、弟弟和其他亲属的家书,就能体会到字字句句饱含着他真挚、炽烈、坦诚的情感,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以及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伟大人格力量。
邓恩铭在济南的生活十分拮据。为了理想,他无畏清贫。1918年,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贵州荔波,邓恩铭当时只有17岁。为了不让家人为他的窘境担心,他写信恳求姑父为其保密,信中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
枣园拜别,宁济隔离,转瞬之间,匆匆又到中秋矣!遥想尊颜,每(无)不神驰左右也,回想姑丈在济时,朝夕同处,出入同行。时而登千佛,游大时明公园、马路,一切胜景,每不日优游于其间,其幸福为何如者。今姑丈一但(旦)返梓,印弟回宁,明一人在省,其寂寥固不传(待)言。而一切困境再再逼人,此情此景,诚有令人不堪回首者。前明屡函劝驾来省叙谈一切,以经济困难,不能如愿。接获印弟函,知姑丈于二十三号南返,明不胜怅怅,然境遇所迫,亦无可如何也。时局不靖,道途危险。
姑丈无通车票赴上海,明窃忧之。在宁来函本云沿途有信与明,迄今一月,未见来信,沪港间船舶不通耶,抑在浦口遇特别事耶?虽然吉人天相,想亦安抵家乡矣。在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毋庸明再赘述也……再者姑父是我知己,故不妨直说,勿为外人道。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在其家书中,无不看出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给父亲去信说:“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缀点缀。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其牵挂家人之情跃然纸上。
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邓恩铭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情真意切:
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百姓,不用(要)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那(哪)里,那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不用(要)使人家背地恶骂。接陆老康来信,说蒋县长如何不好,被人控告,有私逃消息。如果属实,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至要,至要!
邓恩铭是家中长子,父母希望他能够尽早成婚,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没想到邓恩铭选择的却是一条充满危险、随时可能牺牲的道路。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的父母,为了让邓恩铭尽快回家,给他寄去了一封家书。在信中,父母以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为由,要求他尽快回贵州老家完婚。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家人多次劝说,但邓恩铭初心不改,仍然继续其革命事业。
革命战争中彰显血性,家书中尽是温情。投身革命的邓恩铭也充满对家人的惦念和关爱。他思念父母,惦记祖母,关爱兄弟姐妹,更时刻盼望着能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必须服从党的安排,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1924年,负责青岛党的组织工作的邓恩铭,积极策划了四方机车厂和纱厂的工人运动。5月8日,他给父亲写信:“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狗皮膏和上清丸都托北京的朋友代寄去,不过上清丸还没寄去,是因为道路不通。至于狗皮膏想已收到了。阿胶本想早些寄去,也是因为邮局不接的缘故,不能早日寄去。”他在信中嘱咐:“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信中流露出他对家人浓浓的思念和深深的牵挂。
“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不惜惟我身先死”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9月,他接到六弟来信,因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他在复信中写道:
六弟给我的信,今年收到,知道一切。
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现在我一面请求二叔汇点钱去,我自家也设法筹措点,九日以前总有钱汇回去,至于多少不能决定。
你们都不小了,千万莫要太过于贪玩,要发奋用功,我不久即给你们寄有趣味的书。以后来信要自说自写,不要请老人帮助,因为常了就会使你们养成依赖的习惯。
愧疚之情,溢于言表。此时,邓恩铭掌管着党的许多办公经费,若有一点私心,是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接济家里的。可他宁愿亏欠家里,也不愿影响革命,展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
在关爱家人的同时,邓恩铭并没有唯命是从,而是不断对旧礼教进行反抗。他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1922年是他为革命工作不断奔走的一年,百忙之中依然惦记家里,在8月的家书中,他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读书:
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不读书也要饭吃(吃饭)。读书也是一样吃饭。所以,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如今贵阳设女子师范了,三菊用用功,可以送到省城读书去,钱不够我可以在这边想法子。此刻比以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男子能做官做议员等等,现在女子都能做了。总而言之,叫作男女平权。
对于当时盛行的父母给儿女包办婚姻,他明确反对,规劝父母屏弃陈旧观念:
父母辛苦费力哺育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哪晓得反到(倒)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男并不是瞎说,看看梁老顺爷,珠姐,大姐,就知道了!唉!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
信中道出了感恩父母养育、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个性解放之情。
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山东省委机关遭破坏,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抒发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诗曰: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壮怀激烈的绝笔,充满了对年迈母亲的牵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以身许国、虽死未悔的无畏气概。这封诀别信不仅包含了他对人生奋斗历程的总结,更有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博大胸襟和浩然正气。□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