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甘肃百年考古之路 第一阶段：孕育与诞生（1905年—1949年）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已历经百年。百年来，几代中国考古人砥砺前行、上下求索，以严谨科学的理论方法，扎实可靠的出土资料，不断向历史的纵深探索拓展。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信史等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极大地刷新了人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和认知。甘肃作为我国最早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鉴于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分四个阶段，系统梳理总结了甘肃考古的百年历程。本刊将分期推出《回望甘肃百年考古之路》，让我们透过考古记忆，一起感受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甘肃。

　　□ 陈国科

　　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日俄等国的一些“考察团”“探险队”相继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入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活动。20世纪初，这种活动达到高潮，甘肃也成为这些国外探险家主要活动的地区之一。1905年至1919年，先后有斯坦因在甘肃的3次调查与发掘，吉川小一郎、橘瑞超、鄂登堡对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盗取及华尔纳对敦煌藏经洞壁画和造像的骗取等活动。这一时期的探险活动以调查为主，并有部分非法盗掘，致使大批文物被运输至国外，造成了中国文物的流失。但由于大部分调查和发掘保存了相关的文字和照片记录，出版的调查研究报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孕育发生，对甘肃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19年至1924年，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大多由中国政府机构聘请的外国学者担任，部分中国学者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其间，以桑志华和安特生在甘肃的考古活动最具影响。1919年至1920年，桑志华在陇东赵家岔的黄土地层发现了两枚石英岩石片，这是中国第一批正式发掘的、有明确出土地层的旧石器，开启了甘肃考古发掘的第一铲，拉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序幕。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揭开了近代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序幕，并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前考古文化的关注，也为寻找中华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可能的联系开辟了广阔前景。1923年至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境内调查了大约50处古代遗址，将甘青地区的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六期，并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这一观点虽很快被证实为错误，但他对当时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开启了甘肃科学考古的先河。

　　1926年至1949年，中国政府加大了文物研究和保护的力度，中国考古学得以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之下作为一个学科开始了系统性的规模发展。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组建了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了历时8年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活动。1930年-1935年，考察团对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在甘肃西部等地发现了一批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遗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考察了金塔境内的部分汉代长城和城障。1944年至194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家单位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两年在甘肃、新疆两地进行考察。历史考古组的考察只限于甘肃境内，参加者有向达、夏鼐、阎文儒3人。其中尤以夏鼐的贡献最大，他在1944年至1945年的1年间，足迹遍及整个河西走廊，从兰州到敦煌，兼及临洮、宁定等地。通过对临洮寺洼山等遗址的发掘，他提出了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而对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则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此外，他还和阎文儒等人考察了敦煌莫高窟、金塔汉长城和烽隧，获得汉简48枚。同时，他们还发掘了敦煌佛爷庙湾的魏晋墓，在甘肃境内首次发现了画像砖墓，并在民勤发现了重要的沙井文化遗址。

　　紧随夏鼐之后，中央地质调查所于1947年至1948年委派裴文中赴西北地区进行地质、考古调查。裴文中等人考察了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和河西走廊的史前遗址，在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调查23处，在渭河流域调查67处，在西汉水流域调查24处，在河西走廊调查了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遗址。通过调查这些遗址，获得了有关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的丰富材料，对进一步认识甘肃史前文化的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