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北线，保护边区”——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宝珊

　　曾鹿平 高扬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明确反对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有效削弱了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

　　早期爱国民主思想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影响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1军军长等职。

　　1927年前后，邓宝珊参加西安解围和策应北伐时，曾在所部驻地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部队骨干进行革命教育。

　　北伐战争前后，邓宝珊在陕西国民联军及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职期间，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南汉宸、邓小平、史可轩、刘含初、李子洲等都有亲密的合作。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忠诚于和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他除保护、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外，还救助过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汪锋、常黎夫等，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

　　邓宝珊担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节榆林是“国共共荐”的结果。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察哈尔、绥远、山西战场节节失利，国民党地方部队和地方机关向晋陕绥边界地区的榆林溃退，榆林逐步临近前线，成为阻止日军南下、西进的重要屏障。由于榆林毗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和政治地位，所以对榆林最高军政领导人的选择，国共双方都极其关注。因此，南汉宸请杜斌丞以西安绥靖公署顾问的身份，建议公署主任蒋鼎文保荐邓宝珊坐镇榆林。在蒋鼎文的保荐下，蒋介石迫于西线形势的危机，下达了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的命令，由此，开始了邓宝珊将军一生最辉煌的十年。

　　利用与邓宝珊有历史渊源和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加强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与思想影响。邓宝珊与共产党人南汉宸的关系深厚，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加强与邓宝珊的关系，决定抽调南汉宸回延安，重点负责对榆林方面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在与南汉宸的谈话中明确指示：“邓宝珊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坐镇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他的政治态度如何，对我们边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做好邓宝珊的工作是我们的一大重点。” 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让南汉宸、续范亭以老朋友身份联络邓宝珊，坚定他团结抗日、民主建国的思想。此外，萧劲光、高岗、陈奇涵等都多次亲自赴榆林拜会邓宝珊、高双成，共商联合抗日以及陕甘宁边区与晋陕绥边区合作事宜。

　　利用邓宝珊往来延安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做邓宝珊的统战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将军曾三次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及贺龙、习仲勋、王震、徐向前等深入交流、促膝谈心，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与抵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独裁反共、消级抗日的倒行逆施，“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傅作义将军策动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和平起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与情感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的历史贡献

　　邓宝珊在榆林期间，在保护边区方面做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大事。

　　延榆协防抵制敌顽进攻边区。邓宝珊认识到与八路军配合坚守黄河河防，抵御日寇西进是当时他驻节榆林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宝珊的指挥范围，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经双方商定军渡至贺家川一段边区通往晋西北的河防，由八路军部队驻守，其余由榆林方面的部队负责。位于陕北绥德地区和山西临县交界处的碛口和军渡，为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由于边区与榆林建立了良好关系，使这两个通道一直畅通无阻。

　　消极对待并积极阻止蒋介石、胡宗南等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始终保持双方人员物资的正常往来，特别是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的进入，北线榆林成为唯一的安全通道。蒋介石、胡宗南曾私下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和物资，但邓宝珊和高双成都不予执行。不仅货运无阻，人员往来方便，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为延安方面采购急需的物资。延安方面则对榆林军队赴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以及从关中接收壮丁，给予借道北上的充分方便。

　　相互信赖消除摩擦，有效抵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调动胡宗南的2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从南、西两面封锁并发动进攻，同时命令邓宝珊督饬榆林军队从北面封锁边区。邓宝珊以各种借口积极抵制了胡宗南增兵榆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1940年，蒋介石布置了一个从北面加强兵力，配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任命陈长捷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兼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并作了相应的部队调整，让陈指挥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和骑七师朱钜林部进驻桃力民，与胡宗南部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南北夹击。正在紧张关头，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到榆林，与邓宝珊等密谈。南汉宸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希望榆林方面做出积极反应。邓、高以粮秣运输困难终未配合陈行动。另外，在处理“绥德事变”和新十一旅“定边事变”中，邓宝珊更是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给予中共与八路军有力配合。

　　邓宝珊抗日战争时期，在支撑北线有效阻止日伪军突破黄河防线，“南下西进”侵入大西北，在消解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保障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与发展，维护抗战大局，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独特的，也是难以取代的，必将永远铭记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策略的重大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邓宝珊、高双成等的统战工作及其卓越成就，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以民族大义与人民利益为宗旨是统一战线的前提。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前提。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正义之战。因此，中国共产党与邓宝珊团结合作，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就具有了坚实的、牢不可破的政治前提。

　　求同存异，互信互利互赢是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有效模式。统一战线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各界人士，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所形成的政治联盟，团结合作是其核心。但统一战线内部由于构成成分的复杂，具体利益的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团结合作就必然要求大同，存小异，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相互忍让，相互妥协，平等相待。要努力做到政治上密切合作，互访互联，保持信任；经济上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军事上互不侵犯，联防作战，实现战略互信，战术协同。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统一战线中团结合作的必要手段。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合作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为了达到这一本质要求，统一战线内部需要相互忍让，相互妥协，但忍让与妥协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原则的。比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任何妥协之余地。抗日战争时期，在与邓宝珊、高双成等的统一战线中，团结合作是主题、是主流，但必要的斗争也一直伴随其间，而这种必要的斗争反而更加巩固了统一战线，促进了邓宝珊、高双成等的立场转变。

　　将各种关系和矛盾为我所用，是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策略艺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充分考虑利用好各种矛盾，并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平衡好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不同的角度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分析各种复杂关系，利用好矛盾，最大限度地争取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邓宝珊、高双成等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

　　（摘自《当代陕西》杂志，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