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甘肃百年考古之路 第三阶段：壮大与成熟（1978年—2011年）

　　□ 陈国科

　　198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更名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逐渐成长为一支能独立开展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队伍。随着专业考古队伍的充实和扩大，以及与国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通力合作，甘肃田野考古工作得到了蓬勃发展，队伍不断壮大。

　　此阶段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从陇东黄土高原拓展到了甘肃中西部，通过大量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基本建立了甘肃区域旧石器时代发展序列。重要发现有武山人、庆阳黑土梁、肃北霍勒扎德盖地点等。霍勒扎德盖石器地点的发现，填补了河西走廊旧石器文化的空白。

　　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由对遗址的小规模发掘走向大面积揭露，并取得显著成果。一是通过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建立了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标杆和研究的标尺。二是进一步完善了马家窑文化的谱系。比较重要的发掘有东乡林家和临洮马家窑遗址。三是开启了农牧社会的考古学探索。四是发现了河西最早的驿站。甘肃是最早出土简牍的地区之一，目前简牍出土保存数量更是巨大的，计有两万余枚。1990年~1992年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厘清了汉代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驿站的布局和结构形态。其内发现大量的简牍、帛书、纸文书及墙壁题记等重要遗物，记录了汉代邮驿制度和边陲社会的生活情况，这些资料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交通、法律制度、社会生活是极为珍贵的。在此之前的1979年，还对河西汉塞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对秦长城的部分地段进行了调查。五是魏晋唐宋元时期的考古资料得到大量积累。魏晋十六国时期考古主要集中在河西的大部分地区和甘肃东部（崇信）的部分地区。发掘墓葬1200多座，出土了大量画像砖等重要遗物，这对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甘肃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实物资料。经过多年的工作，对敦煌地区西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墓葬文化内涵有了新的了解。六是佛教考古研究继续深入。1999年~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武威白塔寺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主要清理发掘白塔寺的塔基。该塔是西藏归属祖国的历史见证，对研究白塔寺的历史及藏传佛教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以敦煌研究院为中心的莫高窟佛教艺术考古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4年以来，甘肃考古在持续壮大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成熟。考古工作逐渐提升课题意识，开展多学科、多领域、多地区、多单位密切合作的科研协作模式。2008年—201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发掘了临潭磨沟遗址，发现仰韶中晚期、马家窑、齐家和寺洼文化的遗存，并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陶器及不同材质遗物。这是目前洮河上游地区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中心聚落，该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保存完好，为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家庭婚姻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对中国文明起源不同模式的研究也有深远影响，尤其是“解剖式”发掘方法的创新对田野考古技术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甘肃是两周考古的重镇，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了解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并为大堡子山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翔实、科学的依据。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并组建了联合考古队。早期秦文化考古与研究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通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通过对礼县鸾亭山遗址、西山遗址、大堡子山遗址、六八图遗址、清水李崖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张家川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秦安王洼墓地的发掘，在解决周、秦、西戎三者关系及来源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认识。与此相关的研究也逐渐由早期秦文化研究扩展到秦与戎，周秦戎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