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

　　杨永生

　　随着陶寺遗址的发现和战国竹简的刊布，尧舜时期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上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证实，成为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

　　西周初年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中出现了最早的“中国”表述，但“共识的中国”的出现要远早于何尊。尧舜都邑所在的冀方，可视为最初的“中国”。冀方即九州中的“冀州”，它是九州的起点，也是四方贡纳的终点。《史记》记载，尧死后舜受天命“之中国即天子位”。这里的“中国”便指冀州。

　　尧舜时期形成了以服制为基础的复合型天下体系。《禹贡》记载了以“中国”为中心、每五百里为半径向外扩展，包括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天下体系。四方邦国根据与“中国”亲疏远近关系，分别承担纳粮、防卫等政治、军事和经济义务；“中国”则要担负起传播文教、推进文明的教化职责。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周边有中小型遗址，呈现出“都城—邑—方城—村”的聚落体系，说明尧舜部族对晋南地区形成了实际的政治控制。

　　对于远方邦国，则更多是建立在互信互助基础上的民主合作。《尧典》《舜典》记尧舜设官分职，禹、弃、契、皋陶、四岳等四方邦国首领皆在虞廷任职。尧舜遇到治水、禅位等天下大事往往要咨询大臣的意见，贤臣相应地予以直言劝诫，显示出在国家治理上存在有效的协作机制。

　　重德尚贤是尧舜时期的基本施政原则。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王族葬地、葬俗、随葬品皆有所不同。与之相伴，陶寺早中期都城继续发展，并无暴力争夺迹象，或是尧舜和平禅让的反映。

　　尧舜时期萌芽的“中”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的观念经由东周儒者的演绎，逐渐进入思想领域，衍生出“中庸”“中和”“时中”等多种观念。由尧舜理念升华出的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大同”一词为人熟知的是《礼记》提到的“大同小康”。可以说，尧舜时期作为最初的“中国”，其文化的根基仍赋予现代中国以深厚底蕴。D（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