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

　　何天鹏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南梁精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的辉煌篇章，其中的工作原则充分体现在刘志丹提出的“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中。

　　“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共识，并非源自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陕甘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实践淬炼中，历经困境、试错、反思与总结后，逐步形成的深刻认知。这一共识的达成，贯穿于统战工作从“局部尝试”到“普遍共识”的全过程。

　　基于根据地创建时期困境的实践探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党和红军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成为推动统战工作开展的现实动因。从敌我力量对比看。陕甘边地处陕北和陇东交界处，国民党军阀、土匪、帮会、民团等各派势力盘踞于此。1931年，仅正宁就有民团10多股，合水有民团20多股，华池南梁一带活动的民团、土匪有52股。1934年敌人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出动兵力1万余人，1935年发动第二次“围剿”时出动兵力4万余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则十分薄弱，从1930年建立起100余人的南梁游击队，到1932年发展成为36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1932年12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时的200余人，到1933年恢复红二十六军时的500余人，再到1934年开展反“围剿”斗争时红军和游击队总共1300余人，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虽不断壮大，但与强大的敌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是长期存在的。从经济基础看。陕甘边地处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可耕地面积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再加上长期的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当地经济早已濒临崩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国民党军队又对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根据地内物资极度匮乏。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常常面临着缺衣少食的困境，药品短缺问题更为严重，许多受伤的红军战士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牺牲，这极大地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根据地的稳定。从思想文化看。陕甘边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宗族、宗教势力影响着广大群众。在遭遇天灾人祸、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群众往往把反抗封建剥削压迫、追求自身解放与搞封建迷信混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的影响力较小，广大群众对党的政策和主张了解有限，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宣传和残酷镇压，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存在恐惧与疑虑心理。

　　从局部尝试到普遍共识的认知深化。面对上述困境，陕甘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这一认识并非一开始就成为全体人员的共识，而是经历了从应对具体困境的“局部尝试”，到逐步认识其核心价值并上升为“普遍共识”的认知深化过程。局部尝试。在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因做好统战工作而获得帮助的成功经验，也有因忽视统战工作、执行“关门主义”而失败的教训。如1931年陕甘游击队在中部县小石崖一带遭遇大雪封山、弹尽粮绝的困境，通过与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建立统战关系，成功解决了红军的粮食、枪支弹药短缺问题，红军伤病员也得以在罗连城的医院里接受治疗；而在照金根据地时期，杜衡否定与民团建立统战关系的正确主张，命令红军攻打原本具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不仅战斗失利，更致使夏玉山联合附近民团进攻照金苏区。最终，因树敌太多，苏区范围不断缩小，伤员无法妥善安置，粮食补给难以保障，红军主力的活动陷入极大困境。普遍共识。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过程中，陕甘共产党人对统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得到广泛认同。此后，边区政府通过颁布“十大政策”，从政策层面对统战工作进行了系统规范，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已从初期零散的统战措施，发展为针对不同对象的全面统战政策，此时的统战工作与军事、经济、政治建设深度融合，形成了联动效应。军事上，统战工作为红军提供了情报支持和群众基础，助力红军灵活开展游击战争；经济上，通过团结商贩、发动农民，根据地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政治上，通过团结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

　　“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是陕甘共产党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陕甘边区社会实际形成的科学斗争原则。这一原则通过明确斗争目标、分类施策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壮大了革命阵营，减少了敌对势力，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核心前提：界定“朋友”与“敌人”的范畴。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由此可见，分清革命中的朋友和敌人，是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广交朋友。陕甘共产党人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坚持巩固最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努力争取国民党军队中有正义感的爱国将领、积极改造穷苦出身的哥老会成员和绿林好汉、紧密团结同情革命的开明绅士……只要还有中国人的良知、热爱国家、不与人民为敌的人士，都是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孤立敌人。在团结绝大多数人的同时，陕甘共产党人将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顽固维护反动统治的大地主、封建军阀，以及顽固的土豪劣绅、极端反动的民团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确定为主要打击对象。

　　正是由于陕甘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应该团结争取哪些人、孤立打击哪些人，准确把握了统战工作的本质，才实现了最广泛的革命大团结，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拓展了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方法：分类施策实现精准统战。陕甘共产党人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制定了不同的策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有效避免了统战目标的泛化或窄化。针对农村各阶级。从实际出发，对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制定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法令，使农民成为最可靠的同盟军。针对知识分子。制定优待政策，吸引进步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培养和吸收其中的优秀者加入党组织，为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积极联络受到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部分部队，通过教育、争取、改造俘虏，与同情靠近红军的民团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保持中立态度的民团进行教育争取，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针对民间会道门组织和土匪。与哥老会等会道门组织建立密切联系，部分重要成员后来成长为苏区的优秀干部。对具有政治背景、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土匪坚决清缴。对一些怀有朴素爱国爱民情怀的“山大王”则进行教育感化、收编改造。针对少数民族。制定一系列政策，坚决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引导根据地少数民族群众走上革命道路，吸收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在五顷塬、龙嘴子回族聚居区一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使少数民族群众享受到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经过陕甘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愿意参加革命、追随共产党走的人越来越多，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民都愿意跟他们走。”

　　“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

　　陕甘共产党人的统战工作，始终坚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将人民的力量转化为革命的力量。当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站在革命一边，敌人的力量自然被“稀释”“削弱”，这正是“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的深刻内涵。

　　力量对比视角下的统战价值内核。陕甘共产党人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统战方式，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实现了“敌消我长”的有利局面。在军事维度上，发动群众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主力红军输送战士。到1935年6月，陕甘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形成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互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互配合的武装斗争格局，成功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实现了从“敌我兵力悬殊”到“局部力量均衡”的转变。在政治维度上，凝聚多元群体共识，筑牢革命政权的群众根基。绿林武装领导人赵连璧面对国民党陈珪璋的拉拢时表示：“我宁愿跟着刘志丹去当兵，也不愿跟你陈珪璋去当营长。”国民党内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在了解到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胸怀大志的人后，称赞道：“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根据地农民刘大娘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随着根据地的政治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不断被削弱，实现了政治力量上的“敌消我长”。在经济维度上，构建多元供给体系，拓宽革命的经济来源。与部分军阀、民团搞好关系，获得急需的衣食、药品、武器弹药等物资援助，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土地革命激发了陕甘边区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为开展革命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注重发展商业贸易，在荔园堡等地设立集市，与开明商人建立合作关系，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通过争取外部资源、激活内部潜力，实现了经济力量上的“彼竭我盈”。“我们增加一分力量”与“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形成了双向联动、相互强化的协同效应。这种对比证明了统战工作是“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战略目标”的关键手段。

　　战略全局中的价值延伸。“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的辩证逻辑，并非局限于局部战场的兵力消长或资源得失，这种“双向联动”的策略思维，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凸显了统战工作的长远战略价值。为促成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对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战略价值的重要体现。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在陕甘边区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毛泽东于当年12月专门派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前往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这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长期统战工作基础分不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定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共中央落脚陕甘苏区后，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团结广大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借鉴陕甘苏区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陕甘苏区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践成果，特别是对哥老会统战工作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表扬。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指出：“陕北革命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绩，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为党培养输送了优秀革命人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国民党军队、哥老会、土匪武装中结交了许多爱国人士，并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如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军官，后率部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韩练成、左协中、曹又参等；曾担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哥老会行衣大爷，后来创立“马锡五审判方式”，先后担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特别是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在刘志丹、习仲勋的教育引领下率部起义，参加红军，屡立战功，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工作原则指导下开展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统战思想的生动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创新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统战工作的水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力量。D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