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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的抉择 路上的初心——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创作谈

2026-11-19 14:52 来源:《党的建设》杂志

  李伯男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原、突破腊子口,终于在甘肃南部宕昌县(时属岷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停了下来。在这里,中央领导同志从邮政代办所等处找到的报纸上,确切获悉陕北仍有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仍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到陕北去!”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话语,为辗转万里的队伍标定了明确方向。几天后,通渭榜罗镇会议正式作出决策: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

  把这样一段彪炳史册的红色记忆搬上舞台,是甘肃省话剧院的担当,也是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对伟大长征精神的致敬。我受邀担任该剧导演,恰逢也是自己导演生涯的第100部作品。于我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巧合,而是一份深沉而光荣的嘱托——如何用话剧的语言,把“从落脚到出发”这篇大文章讲给今天的观众听,让90多年前那盏油灯下的思考,照见我们正在走的新的长征路,是我们创作这部话剧需要破题的关键。

  三进哈达铺:读懂“加油站”的历史分量

  创排之初,我和主创团队几进哈达铺。青石板路、义和昌药铺、同善社小院、关帝庙前——我们不是在“采景”,而是在“补课”。街边晒太阳的老人听说我们要排红军的戏,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说:“红军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娃呢,记不真切了,就记得队伍不扰民,买锅盔给钱。”这句话,比很多史料都更打动我。

  在哈达铺,我逐渐想清楚一个问题:长征路上那么多节点,为什么“加油站”偏偏是哈达铺?遵义是转折,会宁是会师,陕甘是落脚。独有哈达铺,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却是万里征途中一次难得的休整机会。队伍从腊子口的硝烟中冲杀出来,到这里,终于能躺下、能喝口热水。可就是这短短几天,几张报纸让一支疲惫之师找到了落脚点——陕北,还有红军,还有根据地。原来,哈达铺这个“加油站”,加的不只是体力,更是方向。从此,哈达铺亮起的这盏灯,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

  90多年前那盏油灯下,毛泽东同志反复研读的哪里是几张旧报纸,他研判的是中国革命的下一程。这一思考抉择,不是灵机一动,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科学研判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是我们党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写照。

  双线复调:讲清“救一个人的命”与“救一个民族的命”

  剧本由李维平同志带领李翔、龚丽莉同志历时多年打磨而成。我们定下八个字的创作总纲:“本质不虚,其他不拘。”腊子口、哈达铺、《大公报》、陕北红军、“到陕北去”,这些史实一个字都不能动;至于戏怎么长、人怎么走,可以放开手脚创作。

  全剧走双线复调。一条明线是“救人”——周恩来同志病重,剧中塑造的人物,镇上名医杨秀才因早年家破人亡于旧军阀之手,立誓“凡军人不医”,连长梁铁军跪求出诊。一条暗线是“问路”——党中央在油灯下反复推演,这支队伍究竟往何处去。两条线索看似不相干,骨子里却是同构:救一个人的命和救一个民族的命,本是同一件事,两者站稳的是同样的人民立场,坚守的是同样的革命信仰。

  在人物塑造上,我们时刻警惕两种偏差:一是把领袖演成“神”,二是把群众当成“背景板”。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塑造上,我们没有回避他们的艰难权衡——义和昌后院的夜会上,面对“退回四川”的南下主张与“北上中苏边境”的俄界成案摆在面前,毛泽东同志盯着报纸久久沉默,坦言当下这副担子“比遵义、苟坝更难”。这种“冷”,不是动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岔路口的审慎与担当。与之相对的“热”,是基层指战员的赤诚:三娃子捧着乡亲们送来的白馒头,大口大口往嘴里塞,嚼着嚼着突然号啕,说要替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友多吃一口;梁铁军为求出诊,先是情急举枪,末了却扑通跪倒在一位行医的乡绅面前——自古只见民跪兵,何曾见兵跪民?这一冷一热之间,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有了可触摸的温度。

  杨秀才这个人物,是全剧最见分量的一面“镜子”。他不是天生的开明乡绅,他的转变不是被大道理说服的,而是亲眼看见这支队伍买锅盔给钱、帮百姓修房顶、露宿檐下而不私入民宅后,一点一点感化的。大雨之夜,毛泽东同志与他在院中论道,一把伞从领袖手中递到他手里——这一递,递出的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阀部队的本质区别。当杨秀才自罚三鞭、打开药铺大门时,他完成的不只是个人观念的颠覆和精神的觉醒,他的转变更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人民群众往往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支支具体的队伍来认识一个政党的。正是这支军队“为了推翻那个逼得百姓家破人亡的旧制度”而浴血奋战,让“杨秀才”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历史和人民,也由此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这面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

  三盏灯:点亮信仰之光、民心之光、方向之光

  “灯光”是全剧的核心意象,也是我们舞台美学的锚点。我和舞美设计戴延年、灯光设计周正平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不搞实景堆砌,要让“灯光”讲出长征路上军民同心的道理。

  第一盏,是豆油灯。队伍初到哈达铺,买不到煤油,只能点起豆油灯照明。舞台上我们刻意压低照度,用暖调低饱和的光源,营造昏黄、摇曳、随时可能被风吹灭的灯光。这盏灯表达的是处境:人困马乏,前路艰难。它也是一个隐喻:在最黑暗的时刻,信仰的火种虽然微弱,却从未熄灭。第二盏,是民心灯。军民隔阂一点点化冻,百姓端来热水,送来旧衣,偷偷塞来煤油。药铺的灯亮了,街巷的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灯还是那些灯,可观众分明看见它亮了——亮的不是瓦数,是信任。这一盏盏灯,映照着人民从恐惧到认同、从疏离到亲近的心路历程。第三盏,是结尾的灯海。队伍开拔,全镇百姓举灯相送,转台缓缓转动,灯光像潮水一样涌过来。那一刻,灯海就是民心,就是90多年历史给出的答案:人民为什么拥护这支队伍?因为它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弱小走向强大?因为它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

  围绕这束灯光,我们形成了一组意象。雨,从头下到尾,是旧中国的湿冷;伞,领袖与乡绅在雨中互相撑起,是党和人民风雨同舟;鞭子,杨秀才先抽徒弟、后抽自己,是一个人同旧我决裂的决绝;还有那张《大公报》,从天幕上直直垂落,它是一张报纸,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信息源。第四场,病榻上的周恩来与前来探望的毛泽东有一段“精神对话”:意识里的两个青年,回溯广州初见、苟坝之夜,你一句我一句背着旧诗。战友之间那句“我需要你,哪怕一个眼神”,道出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知己深情。尾声里,序章中舍身炸碉堡的少年战士“云贵川”,以英灵之姿再度出现,仍在追问“队伍去哪儿了”,当听到“去新中国”的回答时,他笑了——倒在腊子口的年轻生命,将在新中国找到归宿。

  排练厅里:一次接受历史洗礼的创作

  对我们全体创作人员来讲,这部戏的创排过程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饰演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演员马翔,进组时是惶恐的,怕将领袖演成“神”。我跟他讲,你别演领袖,你演一个三天三夜没合眼、一边担心重病战友、一边思索茫茫前路的普通人。他跟着剧组去哈达铺,在义和昌后院整整站了一个下午。回来之后他说,他懂了,真正的领袖,不是天生强大,是在无数次艰难抉择中,依然选择对党负责、对战友负责、对人民负责。饰演青年周恩来的高寒,一开始总想端着演。我们让他去同善社小院,站在当年周副主席养病的地方,站到自己发虚、腿软。他后来在创作笔记里写:演总理,不是学神态动作,是先学总理的做人。饰演杨秀才的朱衡老师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三鞭自罚”那场戏,头一遍他演得狠,我让他收着点。第一鞭下去,手在抖;第二鞭,人在哭;第三鞭落完,他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那一刻,这个人物立住了,一个人打碎几十年的执念,不会痛快,只会切身的疼。

  甘肃省话剧院的演员们骨子里带着陇原儿女的沉、忍、直,他们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对长征的情感,是外人学不来的。我们没有走“大管弦乐铺底、声光电轰炸”的舞美音效,而是把陇南的山风、街面的叫卖、压低的民间小调一点点垫进舞台,军号声只在序幕和尾声响过两回。越是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乐队的宏大音效越往后退,因为真正的千钧之力,不靠配乐堆砌烘托。

  巡演路上:把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

  这部戏首演以来,我们从兰州出发,登上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走进国家大剧院,随后踏上“重走长征路”巡演——从江西、贵州到云南、四川、重庆,最终回到哈达铺。两卡车布景,装台拆台,昼夜兼程。每到一站,我都在剧场门口观察观众。

  南昌一场散场后,一对祖孙的对话让我动容,孩子仰头问爷爷:“长征的时候您出生了吗?”老人说没有。“那您怎么知道长征?”老人顿了顿说:“因为有人一直在讲。”我站在后面,鼻子一下子酸了。这就是我们排这出戏的全部理由——让90多年前的那盏灯,一代一代“亮”下去。有年轻观众看完说,这戏治“精神内耗”,我听了先是一愣,继而释然。90多年前那支队伍,饿着肚子,穿着单衣,连往哪儿走都不知道,就凭一盏油灯下几页旧报纸,硬是走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遇到的那点迷茫难处,又算得了什么?戏里那盏灯,照见的不是历史,是每一个走在新的长征路上的人。

  90多年过去,哈达铺的灯光从未熄灭。它是党在历史关头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智慧之光,是党和人民风雨同舟、血肉相连的情感之光,也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信仰之光。只要我们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这盏灯,就永远不会熄灭。D

  (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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