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高质量发展需防范“不确定性叠加”

　　据《北京日报》日前刊登的文章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不难预见，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这次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包括路径的不确定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基本判断，即以往依据“确定性”所建立的各种前提性假设，都必须重新进行思考。我们常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们同时又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风险挑战相互叠加、层出不穷。其实，机遇也好，挑战也罢，本身都是不确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于我国而言，一方面，正是世界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代以来，追求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中断过，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交织形成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未曾真正走向富强。直至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才逐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版图中的地位才开始慢慢凸显。但在如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疫情反复蔓延的背景下，我们仍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内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下阶段改革发展带来的冲击，必须继续加强和深化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其纳入未来的风险管理序列之中。只有认识了不确定性，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就业难”为办学导向敲警钟

　　据《文摘报》刊登的文章说，日前教育部、人社部召开会议指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相比2021届，毕业生增势迅猛，竟同比增加167万人。要知道，从2011年到2019年的近十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也才增加了174万人。

　　为此，教育部发布通知，明确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将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并把就业纳入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作为“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毕业生就业问题，事关就业市场，也关乎高校教育培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调节就业的功能，但通过扩招延迟大学生就业时间，仅仅是缓兵之计，终归还会在就业市场上暴露出供过于求的就业压力。以研究生扩招为例，可以延缓本科毕业生就业两到三年。然而这种延缓，以稀释教育资源、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从而导致“学历贬值”和“学历高消费”的问题。

　　熊丙奇认为，很多人认为大学毕业生太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当前的考研热、考公热、教资热暴露出，部分院校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学校回报给学生的是一纸文凭，而不是高质量的教育，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会制造更多的现实问题。

　　“花头干部”堪称害群之马

　　据《工人日报》日前刊登的文章说，现实中，很多有担当、干实事的干部为基层治理、为民生大事操心费力，做出诸多成绩，是干部中的主流。但同时，干部队伍中不乏投机取巧、曲意逢迎之人，他们没把心思、精力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一些不该用的人和事上。

　　日前，记者聚焦基层个别“花头干部”——这些干部只会来事，不会干事；不干实事，擅长加戏；对上逢迎，擅搞形式；善唱高调，善于表演。如此种种，值得警惕。

　　对整个干部队伍来说，“搞花头”不仅影响干群关系，也影响政府公信力。就某些地方官场生态而言，“花头干部”极有可能因为表面功夫做得足、能言擅演而被赏识、被提拔，这必然对那些踏实干事的干部形成逆淘汰。

　　怎样及时甄别出“花头干部”？如何让他们没有市场、尝不到甜头？有专家建议，要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完善基层干部考评机制，细化考核办法和标准，以实绩实效评价打分，形成优者奖、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机制和氛围；在干部选拔任用时，要更全面、深入地听取其他干部、同事和可能知情人员的意见；避免一把手搞“一言堂”，要对那些纯粹出于私心、不负责任的推荐予以问责。